陆游与莆人的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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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

陆游与莆人的交谊（一）

莆田侨乡时报     作者：吴国柱

陈俊卿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辛派词人、书法名家。其著有《渭南文集》50卷（其中包括词2卷、《入蜀记》6卷），《剑南诗稿》85卷，《南唐书》18卷，《老学庵笔记》10卷，《放翁逸稿》2卷，以及《家世旧闻》、《斋居记事》等。陆游一生多才艺，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存世诗有九千多首。其在南宋诗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陆游也是“辛派词人”的中坚人物。陆游的《入蜀记》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其随笔式散文《老学庵笔记》笔墨虽简而内容甚丰，所记多系轶闻，颇有史料价值，是南宋笔记的精品。陆游的史学成就，主要不在三作史官时所修的《两朝实录》和《三朝史》，而在于他私撰的《南唐书》十八卷。陆游的书法艺术成就高，擅长正、行、草三体书法，尤精于草书。其书法简札，信手拈来，飘逸潇洒，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朱熹称其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其传世之作有《苦寒帖》、《怀成都诗帖》、《自书诗卷》、《尊眷帖》、《致仲躬侍郎尺牍》、《桐江帖》、《长夏帖》、《北齐校书图跋》等。其书论有《论学二王书》。

陆游与莆人左丞相陈俊卿，首席参政龚茂良，枢密院编修、史学家郑樵，理学家方士繇，宝谟寺丞方信孺等人有交谊。现综述之，以存史料。

一、陆游与陈俊卿

陈俊卿（1113—1186）字应求，号六梅（一作陆梅）。兴化军莆田县白湖（今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阔口村）人。宋代名相。南宋绍兴八年（1138）黄公度榜榜眼及第，授泉州观察推官。秩满，改南外睦宗教授，通判南剑州。未上秦桧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向高宗上疏应重用中兴名臣张浚。高宗称其“仁者之勇”，擢为权兵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孝宗立，俊卿奏《为国之要》，七月迁中书舍人。孝宗志在兴复，命俊卿为江淮东路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十一月回京条陈十事，深得孝宗嘉许。除礼部侍郎，参赞军事。以宝文阁待制知泉州，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乾道元年（1165），应诏返京，对孝宗极论朝中朋党之弊，除吏部侍郎兼侍读，同修国史。不久，除宝文阁直学士，出知漳州，改建宁府。乾道三年（1167）召为吏部尚书。十二月，遂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越数日，除参知政事。乾道四年（1168）七月，宰相蒋芾以忧去，俊卿遂独持政柄，寻兼知枢密院事。十月，制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抑私党、奖廉退、整吏治、求人才。乾道五年（1169）八月，俊卿官拜尚书左仆射（左相）。乾道六年（1170），俊卿因不同意右相虞允文关于与金通和以及遣使到金国将徽、钦二帝灵柩迎归陵寝的主张，乃自请补外，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不久，进银青光禄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乾道八年（1172），力请闲，遂以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归第。淳熙二年（1175）再知福州。三年（1176），特转金紫光禄大夫。四年（1177），除特进提举洞霄宫。五年（1178）五月，起判建康府。转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淳熙八年（1181），授醴泉观察使，封申国公。九年（1182），以少傅致仕，进封福国公。十二年（1185）八月，册拜少师，进封魏国公。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孝宗闻讣，为之嗟叹辍朝。赠太保，谥“正献”。淳熙十五年（1188），加赠太师。是年七月二日葬于莆田县保丰里龙汲山妙寂院前。挚友朱熹亲书俊卿行状《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杨万里手书俊卿墓志铭。

陆游与陈俊卿相交多年，尊称陈丞相为“莆阳公”。目前从《渭南文集校注》（四）册卷三十一跋《跋张敬夫书后》一文，可知隆兴二年（1164）二月，陆游到镇江通判任。张浚都督江淮军马，往来建康、镇江间。张浚过镇江时，陆游以通家子往谒，与其子张栻及时任参赞军事的陈俊卿等过从甚密。此跋文录下：

跋张敬夫书后

隆兴甲申，某佐郡京口，张忠献公以右丞相督军过焉。先君会稽公，尝识忠献于掾南郑时，事载高皇帝实录，以故某辱忠献顾遇甚厚。是时敬父从行，而陈应求参赞军事，冯圜仲、查元章馆于予廨中，盖无日不相从。迨今读敬父遗墨，追记在京口相与论议时，真隔世事也。

开禧丁卯十二月乙巳，山阴陆某书。

笔者注：《渭南文集校注》（四）册第九页《跋张敬夫书后》注释“陈应求”即陈俊卿，字应求，兴化（今属江苏扬州，误，实今属福建省莆田市）人。

乾道元年（1165）正月，陈俊卿入对，除吏部侍郎。好友陆游喜闻而作《贺吏部陈侍郎启》（见《渭南文集校注》（一）册卷八启）以贺。赞扬俊卿道大而气刚，才全而业钜。方登台阁，则已挺然称辅相之器；及试岳牧，则又卓尔著藩之劳。福及京师，名震天下，期望其遂将经纶康济，致三代之隆。此启文录下：

贺吏部陈侍郎启

恭审显膺帝眷，进贰天官，成命甫行，群情交庆。若用人每皆如此，则公论宁复间然？窃以自昔抚运而有邦，孰不好贤而愿治？然贤能之进，常龃龉而不合，治安之会，亦稀阔而难遭。京房事汉，则见谓小忠；孔子去鲁，则自以微罪。有志之士，太息于斯。方今主上嗣无疆之庆基，恢有为之远略，思求人杰，俾代天工。当馈叹无萧曹，共传斯训；耻君不及尧舜，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置六卿之要地，将期共政，以责奋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气刚，才全而业钜。方登台阁，则已挺然称辅相之器；及试岳牧，则又卓尔著藩垣之劳。福及京师，名震天下，使能少贬，久已趣还。顾乃周旋四镇之间，淹历五年之久，积排摈斥疏而莫置，殆艰难险阻之备更。道之将兴，理不轻畀。岂惟论思献纳，陈万世之策；遂将经纶康济，致三代之隆。某早出门墙，晚依幕府。诲言狂耳，盛德铭心。驾下泽之车，虽已安于微分；磨浯溪之石，尚拟颂于中兴。

乾道四年（1168）十月，孝宗提拔张浚旧部陈俊卿为右相。乾道二年（1166）起罢归山阴的陆游闻之非常高兴，遂给陈右相去贺信《贺莆阳陈右相启》（见《渭南文集校注》（一）册卷八启），盛赞俊卿名盖当代，材高古人。瑰伟之器，足以遗大而投艰；精微之学，足以任重而道远。陆游并在贺信中表达了为官报国的愿望。此启文录下：

贺莆阳陈右相启

恭审廷扬大号，位冠群公。识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闻而兴起，共知天定之胜人。某尝因故老之言，窃考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间；日月之照，实无隐而弗临。小人虽有幸进，而善类常多；诐论亦或抵巇，而公议终胜。故士气屡折而复振，邦朋既久而自消。谔谔昌言，天下诵道辅、仲淹之直；巍巍成绩，史臣书韩琦、富弼之贤。固尝端拜于遗风，岂意亲逢于盛旦？恭惟某官名蓋当代，材高古人。瑰伟之器，足以遗大而投艰；精微之学，足以任重而道远。方孤论折群邪之锐，蓋一身为众正之宗。徇国忘家，惟天知我！论去草者绝其本，宜无失于事机；及驱龙而放之菹，果不动于声气。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难，积此茂勋，降时大任。岂独明公视嘉祐之良弼，初无间然；亦惟圣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远一介，违离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梦；游公孙之閤，尚觊兹时。敢誓糜捐，以待驱策。

乾道九年（1173）十月，时任知嘉州的陆游听到挚友王秬（字嘉叟）的去世消息，伤心痛哭而作《闻王嘉叟讣报有作》（见《剑南诗稿校注》（一）册卷四），此首诗深切悼念其与嘉叟的厚善友情。在诗中也挂念自乾道八年就以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归第在莆田的闻名海内的莆阳公（陈俊卿）。此首诗录下：

闻王嘉叟讣报有作

呜呼嘉叟今信死，哭君寝门泪如水。我初入都不妄交，倾倒如君数人耳。笼灯蹋雪夜相过，剧论悬河骇邻里。地炉燔栗美刍豢，石鼎烹茶当醪醴。上书去国何勇决，作诗送君犹壮伟。十年偶复过都门，君方草制西垣里。鬓须班白面骨生，心颇疑君遽如此。西来例不候达官，每欲寄声中辄止。只鸡絮酒纵有时，双鱼素书长已矣。生前客屦纷满户，身后人情薄于纸。悬知海内莆阳公，谓陈丞相。独念遗孤为经纪。

二、陆游与龚茂良

龚茂良（1121—1178）字实之。兴化军莆田县龚屯人。后移居于军学前（今莆田市实验小学所在地）。南宋名臣、宰辅。南宋绍兴八年（1138）登黄公度榜进士，时年十八岁，称“榜幼”。初授南安县主簿。迁邵武司法。调泉州观察推官，以清廉称。改宣教郎。绍兴二十七年（1158），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荐其才，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隆兴元年（1163），迁吏部郎官。除监察御史。乾道元年（1165）秋，迁右正言。除太常少卿，辞不就职，改除直秘阁，知建宁府。乾道二年（1166），任广东提刑，三年（1167）知广州。六年（1170）任满。改任江西运判兼知隆兴府。进敷文阁待制。乾道九年（1173），召对，诏授礼部侍郎。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十五日，拜参知政事。淳熙二年（1175）九月，叶衡罢相，茂良以首参行相事。淳熙四年（1177），茂良疏陈“恢复”六事，触怒孝宗，谢廓然又伺机劾之，是年七月，责降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居住。淳熙五年（1178）六月卒于贬所。世年五十八。茂良为官清正，有“廉勤”佳誉。曾觌、谢廓然死后，龚家投匦讼冤，诏复通奉大夫。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为相，进呈复职，孝宗自认“茂良本无罪”，遂复资政殿学士，赠少保，谥庄敏。墓在今城厢区华亭镇山牌村石马山。《宋史》有传。

陆游与龚茂良相交多年，陆游平生最为敬佩茂良之为人。乾道元年（1165）秋，龚茂良迁右正言。乾道二年（1166），陆游罢归山阴后，曾作诗《寄龚实之正言》（见《剑南诗稿校注》（一）册卷一）一首，发出由衷赞叹“平生敬慕独斯人”。此首诗录下：

寄龚实之正言

台省诸公岁岁新，平生敬慕独斯人。

山林不恨音尘远，梦寐时容笑语亲。

学道皮肤虽脱落，忧时肝胆尚轮囷。

至和嘉祐须公了，乞向升平作幸民。

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龚茂良官拜参知政事。好友陆游喜闻而作《贺龚参政启》相贺，赞扬茂良官材负超轶，器局恢闳。造道深，故能泛应而不穷；进身正，故敢尽言而无讳。期望其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此启文录下：

贺龚参政启

恭审光膺明诏，进贰政机。为治不难，其道顾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国其庶几乎。传闻四方，欢喜一意。某闻公论未尝尽废，常恐不在于朝廷；小人岂必无材，惟患与闻于国事。诚使元臣大老，守纪纲而不紊；近习外戚，保富贵而有终。政一出于庙堂，权弗移于贵幸。岂独坐消于外侮，固将驯致于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学。恭惟某官材负超轶，器局恢闳。造道深，故能泛应而不穷；进身正，故敢尽言而无讳。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已收效于立谈；开众正之路，塞群枉之门，曾不劳于变色。荐绅相贺，史册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忧，重矣自任；贤者备《春秋》之责，艰哉克终。某十年独荷于异知，万里敢虚于忠告？辄因尺牍，罄写寸诚。未死殊方，或见丕天之伟绩；犹期末路，终为盛世之幸民。

陆游于淳熙五年（1178）奉诏还朝，二月离开成都，秋抵临安。召对，除提举福建常平茶监公事。而好友龚茂良已于六月卒于英州贬所。陆游因官事有守，不遑往吊，十分哀痛而作《祭龚参政文》（见《渭南文集校注》（四）册卷四十一祭文、哀辞），此祭文录下：

祭龚参政文

某官剑南，公在廊庙。书从驿来，如奉色笑。哀穷悼屈，忘其不肖。岁戊戌春，某辱号召。归未及都，公殁荒徼。山川阻修，万里孤旐。官事有守，不遑往吊。寓哀一觞，公乎来。(吴国柱)

郑樵像

陆游《跋〈石鼓文辨〉》

周必大《回郑编修樵状》

三、陆游与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夹漈，自号“溪西遗民”，自称“莆阳田家子”，学者称“夹漈先生”。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下溪（今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霞溪村）人。南宋杰出史学家、目录学家。中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绍兴十七年（1147），郑樵步行二千多里到临安（今杭州），于十一月献书朝廷，作《上宰相书》。表明修史之志，求免修私史之名。绍兴十八年（1148）正月，郑樵献书高宗，进《献皇帝书》。秦熺荐郑樵为右迪功郎，郑樵拒荐。返回兴化。绍兴十九年（1149），高宗下诏将郑樵所献之书一百四十卷藏于秘府。绍兴二十七年（1157），因侍讲王纶、贺允中的荐举，高宗下旨召见郑樵。郑樵于次年（1158）到了临安，向高宗面陈自己三十年所完成的五十种著述。对尚未完成的《通志》一书，则“谨摭其要览十二篇，曰《修史大例》，先上之”。高宗非常高兴，叹惜“何相见之晚”。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归抄所著《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通志》书成，全书共二百卷。郑樵十月携《通志》至临安，欲上《通志》。由于金兵正要举兵渡江，时局危极，高宗未能召对，而授枢密院编修。十二月，高宗幸建康（今南京市），郑樵留守临安干办公事，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繙阅书籍。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十八日，高宗自建康回到临安。是月，郑樵被禁止到三馆借书。三月七日，命以《通志》缴进，而其不幸以命下之日卒，年五十有九。卒后，初葬于兴化县南崇仁里越王山。乾道九年（1173）十二月十四日，邑人丞相陈俊卿迁葬之于今涵江区白沙镇尖峰尾山腰。在兴化县广业里东四十里溪西，以布衣郑樵被召立“特起坊”。《宋史》有传。郑樵著述繁富，现仅存《通志》200卷、《夹漈遗稿》3卷、《尔雅注》、《诗辨妄》、佚诗文若干篇。

陆游著《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跋〈石鼓文辨〉》，陆游称其于绍兴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在临安识郑樵，评价郑樵好古博识，诚佳士也。此《跋〈石鼓文辨〉》一文录下：

跋石鼓文辨

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古博识，诚佳士也。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云。

笔者注：①郑樵于绍兴十八年（1148）正月十一日《献皇帝书》：“作《石鼓文考》，……此皆已成之书也。”

②郑樵《通志·金石略·石鼓文》注云：“秦凤翔府。宣和间移置东宫。臣有《石鼓辨》，明为秦篆。”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小学类·石鼓文考三卷》：“郑樵撰。其说以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与秦斤、秦权合者。‘樵以本文、殹两字，秦斤、秦权有之，遂以石鼓为秦物，先文简论而非之，其说甚博。’（随斋批注）。”

安吉陈振孙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通判兴化军，宝庆四年（1228）离任。在兴化军（今莆田市）搜集莆田各藏书家的书籍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郡斋读书志》作《直斋书录解题》，极其精详。（参见宋末元初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条录）

④莆人林光朝《艾轩先生文集》卷六书简《与郑编修渔仲》言：“……示喻石鼓刻已释。然前辈所作，大率无据。”从此封书信内容可知郑樵之前撰写关于石鼓文考辨的文章，曾与挚友林光朝交流其所持石鼓文为秦篆之观点，光朝也同意此观点，所以光朝据此表达“然前辈所作，大率无据”之评。

⑤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第三次献书《通志》200卷。其在《通志·金石略·石鼓文》注云：“臣有《石鼓辨》，明为秦篆。”可知郑樵有撰写标题为《石鼓辨》的文章。后来陆游《跋〈石鼓文辨〉》因无题跋年间，所以不知陆游是何年得到此篇文章而作跋。不过，依陆游的跋文语气，应是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后的多年才得到《石鼓文辨》而作跋。而陆游卒于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二十九日（农历），由此推断陆游作跋的年间最晚在嘉定二年前。而到了宝庆三年（1227），时任兴化军通判陈振孙收藏到标题为《石鼓文考》三卷。从而得出陆游生前得到标题为《石鼓文辨》的文章，而后数十年，陈振孙收藏到最早标题为《石鼓文考》的文章三卷。之后，元脱脱主持纂修《宋史·艺文志·小学类》：“郑樵《石鼓文考》一卷。”说明到元末时，《石鼓文考》只剩一卷。而今早已佚。

⑥馆阁：宋代国家藏书机构称馆阁。宋初承唐五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太宗时，重建三馆，共处一院，名为崇文院。寻又于崇文院内建秘阁，并将秘阁与三馆并列，故名“馆阁”。神宗元丰初，改革官制与机构，三馆和秘阁并入秘书省，直到南宋灭亡，秘书省都是国家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机构，但习惯上仍称馆阁。（见方建新撰《宋代图书展览会——“曝书会”考略》浙江大学学报第35卷第5期2005年9月）

⑦陆游跋：“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时间上有误。

笔者考证：绍兴辛巳（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郑樵得授枢密院编修，入史馆。十二月，其留守临安干办公事，兼摄检详诸房文字，因请修《金正隆官制》，而被许至三馆借书。因馆中之士对其排挤、打击，未几，明年（1162）二月，郑樵即被禁止到三馆借书。这是史实，这与陆游自己在跋中记载“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云。”相吻合。由此推断，陆游是在此时段与郑樵相识，三月七日，郑樵卒于临安。往后多年，陆游因得郑樵撰《石鼓文辨》，其回忆往年两人短暂相识之事而跋，故而记错年间，不是在绍兴三十年（庚辰）、三十一年（辛巳）间，而实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冬至三十二年（壬午）春间在朝路识郑樵。

⑧吴怀祺著《郑樵研究》第二四三页郑樵年谱载：“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庚辰（1160），郑樵五十七岁，结识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识博古（注：‘好识博古’有误，实为‘好古博识’），诚佳士也。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亦（‘亦’字误，实为‘尤’）不乐云。”按：郑樵二十八年归抄《通志》。陆游说在绍兴三十年（庚辰）、三十一年（辛巳）间“识郑渔仲”，并且“许至三馆借书”，可能是郑樵为完成《通志》的撰写，又一次来临安，至三馆借书。“朝论多排诋之”，“馆中亦（实为‘尤’）不乐”，可见郑樵处境艰难。大约郑樵抄读一段时间，又回莆田。“馆中”之士当包括周必大在内。

吴教授编郑樵此年年谱关于郑樵结识陆游的记载疑有误。

笔者考证：绍兴三十年，陆游正月，自福州北归，取道永嘉、括苍、东阳，至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居百官宅。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以敕令所删定官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寺簿。十月，罢归山阴。冬季，再入都为史官。绍兴三十二年（1162）九月，任枢密院编修、兼编类圣政所检讨。以史浩、黄祖舜荐，召见，赐进士出身。〔参见《剑南诗稿校注》（八）册第四六一九页《陆游年表》〕虽然，绍兴三十年，陆游在临安，但未在朝路与郑樵相识。证据一：郑樵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秋间所作《上殿通志表》：“……重念臣被旨以还，唯恐弗逮；虽蒙笔札之赐，不敢官求。凡兹汗简之劳，莫非手出。深投虚谷，回隔人烟。三年衡、霍之祠，曾无公事；万卷灯窗之积，几陨余生。鬓雪垂垂，心灰寸寸。……其书曰《通志》，凡二百卷，并目录，谨随表以闻。”由此表可知绍兴二十八年（1158）夏，郑樵蒙笔札之赐，奉旨归兴化筑草堂于夹漈山，回隔人烟，编订二百卷六百多万字的《通志》手稿，手自缮写，仅以所得祠禄供笔札，穷日夜之力，唯恐弗逮，几陨余生。所谓“堂后拖柴堂上烧”，“蓼虫不解知辛苦”，“述作还惊心力尽，吟哦早觉鬓毛凋”，“鬓雪垂垂，心灰寸寸”，皆自道其实也。其生活至枯淡，其工作至繁苦，盖可想见。证据二：郑樵于绍兴十八年（1148）正月十一日《献皇帝书》有载：“……于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欲以纤尘而补嵩、华，欲以涓流而益沧海者也。……”由此可知，郑樵由兴化军兴化县徒步二千里到临安。设想一下，如果绍兴三十年（1160）郑樵来临安至三馆借书的话，那肯定要徒步二千里。二千里等于一千公里。一个人正常步行每小时走5公里，按每天走八小时计算，即每天走四十公里。那么一千公里需要走二十五天。来回一趟估计走五十天。依郑樵那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专注《通志》编订缮写，惜时如命，而且郑樵对编成《通志》胸有成竹，此时已不必要去浪费近二个月的时间来临安“三馆”借书抄读。证据三：最关键的一点，郑樵奉旨给笔札归抄《通志》，这是一项皇帝交办的意义重大的工作任务，郑樵心中唯恐不逮，岂敢在绍兴三十年（1160）未编成《通志》之时到临安“三馆”借书，况且此年高宗皇帝没有准许郑樵到临安“三馆”借书，而是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高宗皇帝因郑樵请修《金正隆官制》，才准许其到“三馆”借书。综合以上论述，可推断陆游在绍兴三十年（1160）没有在朝路识郑樵。

⑨陆游与郑樵在朝路相识，是否只有一次？

笔者考证：郑樵一生有三次到临安：第一次于绍兴十八年（1148）正月献书高宗，进《献皇帝书》。此年陆游二十四岁（虚岁），在山阴。两人未相识。第二次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高宗召对，授右迪功郎。此年陆游三十四岁，始出仕，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两人未相识。第三次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郑樵携二百卷《通志》的缮写定稿至临安。而陆游此月在临安官大理寺司直兼宗正寺簿遭罢，归山阴。冬季十二月，陆游再入都为史官，此月枢密院编修郑樵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繙阅书籍。有时任左宣教郎兼权国史馆编修周必大《回郑编修樵状绍兴三十一年》（见《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二十七启书亲书状附）：“伏审以枢庭之掾，繙藏室之经，事任清高，搢绅钦瞩。顾惟晚进，将侍下风，方极欣愉，遽蒙缄翰，撝谦过厚，积感惟深。”为证。陆游十二月与郑樵在朝路始相识，亲眼所见郑樵“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云。”之事。往后多年，陆游得郑樵撰《石鼓文辨》作跋时记错两人短暂的相识年间，误把两人在朝路相识的年间记早一年。综合以上论述，陆游不是在绍兴三十年（1160）与郑樵在朝路相识，而是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间，两人在朝路相识。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七日，郑樵卒于临安。所以陆游与郑樵在朝路相识，只有一次。

附：周必大撰、周纶编《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首年谱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四月庚午改授左宣教郎，十月丁亥兼权国史馆编修。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庚子除监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七月光禄丞行事壬戌覃恩转左奉议郎。八月除起居郎。”说明周必大自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兼权国史馆编修至绍兴三十二年四月，五月除监察御史。在郑樵“时许至三馆借书”时段，周必大为“馆中”之士。

四、陆游与方士繇

方士繇（1148—1199）字伯谟，一字伯林，号远庵。兴化军莆田县白杜（今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溪白村）人。南宋理学家、书法家。父方丰之，官终监建州丰国监，工诗，朱熹尝称其豪壮。士繇十二岁遭父丧。至邵武军依母家吕氏。后徙崇安。乾道间，从朱熹游，遂废进士业，专意传道，教授后学。士繇年少，敏而好学，不数年，遂称朱子高弟。《六经》皆通，尤精于《易经》，亦颇好《老子》。庆元五年（1199）五月病卒。庆元六年（1200），卜葬于武夷山石门寺之原。朱熹为之写祭文，陆游为之撰写墓志铭。其文闲澹简远，有一唱三叹之音。其工于书，自篆籀、分隶、行、草诸体，皆极其妙。广西省桂林市虞山西南壁尚存一方为淳熙三年（1176）四月由朱熹撰文、吕胜己书、进士方士繇篆额的《有宋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崖刻。其著有《远庵类稿》，已佚。

陆游与方士繇相交二十多年，友情深厚。淳熙六年（1179）六月二十一日，提举福建常平茶监公事的陆游在建安公署（今建瓯城内）请友人方士繇亲自督视真刻《汉隶》十四卷的装裱，故无一字差谬。欣然跋《汉隶》（见《渭南文集校注》（三）册卷二十七跋），跋文录下：

跋《汉隶》

《汉隶》十四卷，皆中原及吴蜀真刻。淳熙己亥（淳熙六年，1179），集于建安公署，友人莆阳方士繇伯谟，亲视装褾，故无一字差谬者。六月二十一日，山阴陆某书。

淳熙十一年（1184），时年六十岁的陆游在山阴镜湖三山别业。奉祠。陆游作诗《寄题方伯謩远庵》（见《剑南诗稿校注》（三）册卷十六）一首，赞扬好友方士繇胸中负经济，议论源源有根柢，并且尚欲著书垂万世。诗中又抒发人生苦短，淡泊名利，今夕不为明旦计之感叹。此诗一首录下：

寄题方伯謩远庵

方侯胸中负经济，议论源源有根柢。

借今不用老山林，尚欲著书垂万世。

百年苦短万世长，荣利一时真聚蚋。

渠曹定自别肺肝，今夕不为明旦计。

庆元五年（1199）五月，陆游在山阴。惊闻好友方士繇卒，深怀悲痛而作《祭方伯谟文》（见《渭南文集校注》（四）册卷四十一祭文、哀辞），回忆自己于淳熙六年（1179）与伯谟别于武夷，时年五十五岁（虚岁），齿发未衰，伯谟盖方壮耳。一别竟二十一年，卒不相遇。而今已七十五岁（虚岁）。不知何时死游地下再相见？此祭文录下：

祭方伯谟文

予与伯谟别于武夷，予五十有五，齿发未衰，伯谟盖方壮耳。愿后日犹长，未知别之悲也。俯仰二十有一年，卒不相遇，而伯谟遂舍我而何之乎？予年垂八十，如朝露之将晞，与伯谟别，尚复几时？生也相遇，犹不可必，死游地下，果可期乎？予言之及兹，涕不可止。伯谟尚能有知也乎？

庆元六年（1200）六月，好友方士繇子方丕书来请铭，其辞指甚哀。家居山阴的陆游怀念伯谟之贤，又多才艺。故亲撰书《方伯谟墓志铭》（见《渭南文集校注》（四）册卷三十六墓志铭），此铭文录下：

方伯谟墓志铭

伯谟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阳人。曾大父会，事徽宗皇帝，出入荣显，显谟阁待制，赠少师。大父昭，左朝请大夫，尝入尚书省，为驾部郎中。父丰之，右迪功郎，监建州丰国监，中书舍人吕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晋之，皆屈年辈与之游，绍兴间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尝序其文，今行于世。伯谟甫所自出，曰兵部尚书吕公安老，尚书以临大节不挠，死淮西之难，载在国史。

伯谟甫遭父忧时，才十二岁，从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军。执丧已能无违礼，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谨称。入小学，与他童子从师授经，既退，意不满，为朋侪剖析义理。师闻之，悚然自失。既冠，游乡校，试屡在高等。闻侍讲朱公元晦倡道学于建安，往从之。朱公之徒数百千人，伯谟甫年尚少，而学甚敏，不数年，称高弟。因徙家从之于崇安五夫籍溪之上。所以熏陶器质、涵养德业、磨砻浸渍以至于广大高明者，蓋朱公作成之妙，而伯谟甫有以受之也。伯谟甫既见朱公，即厌科举之习，久之，遂自废，不为进士，专以传道为后学师。《六经》皆通，尤长于《易》。亦颇好《老子》，尝叹曰：“老子之言，盖有所激者。生于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为申、韩惨刻，原于道德，亦过矣。”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其博学兼取，不以百家之驳揜所长如此，亦足见其资之宽裕忠厚、与世俗异也。

伯谟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辄作，不能食者弥月乃已。庆元五年（1199）夏，病如常岁。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为之总发，既毕，取镜自照，正冠危坐而殁，得年五十有二。娶黄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张崟、刘学稼，幼未行。明年（1200），卜葬于武夷山石门寺之原。六月，丕书来请铭，其辞指甚哀。予虽老病昏眊，亦重违孝子之意；且伯谟甫之贤，固愿有所述，遂不敢辞。

初，德亨之文，豪迈警绝，人莫能追及；而伯谟甫之作，则闲澹简远，有一唱三叹之音，世莫能优劣之也。工于书，自篆籀、分隶、行、草诸体，皆极其妙。又能讲其时世之变，与圜方腴瘠之法，听之终日忘倦。遗稿数百篇，与它著书甚众，丕等方辑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验，能逆决生死。著《伤寒括要》，亦未成。尝谓予曰：“士贫，惟卖药可为。然子孙继为之，有怠且欺，则不免害人，不若不为之愈也。”大抵伯谟甫多才艺，所能辄过人，其思虑精诣又若此。然在伯谟甫，皆不足言，故不详著。铭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闽。君从朱公，始为建人。武夷山麓，郁有封树。车过必式，曰是为伯谟甫之墓。(吴国柱)

五、陆游与方信孺

方信孺（1177—1222）字孚若，号诗境，自号好庵，紫帽山人。兴化军莆田县下皋（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霞皋村）人。方崧卿子。南宋诗人、书法家。自幼聪明，九岁能文，被周必大、杨万里视为奇才。以父荫补将士郎，授广东番禺县尉。秩满，改承务郎。丁嫡母叶硕人忧，服阙，任绍兴府萧山县丞。开禧三年（1207），年三十，奉旨假朝奉郎、枢密院检详文字，充枢密院参谋官，三次使金，以口舌折强敌，议和未成。九月还，朝廷谓其失事礼，夺三秩，临江军居住。不久，获授任肇庆府通判。嘉定三年（1210）改知韶州，转承议郎。嘉定五年（1212）移知道州（今湖南南部），六年（1213）春任广西提点刑狱，嘉定八年（1215）迁转运判官，转朝奉郎。迁淮东转运判官兼提刑，兼知真州。不久，转朝散郎。任职期间关心百姓之疾苦，镇压土豪，体恤下属，固筑边防，政绩颇丰。盱眙之役，李全于曹家庄打败金兵，信孺以金碗、战袍赠李全，以船载酒食犒劳李全的兵士。给事中任希夷劾其此举是“侵官邀功”，朝廷将其降三秩免归。后差主管华州云台观，叙承议郎，宝赦授朝奉郎。祠满，改建康府崇禧观。其为人豪爽，挥金如土，不善治生计，家居累年，费用渐竭。尽管如此，遇荒年，其仍将家藏书画换米煮粥，赈济饥民。嘉定十五年（1222）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家。其妻叶安人鬻冠珥乃克殓。墓在华亭紫帽山第三峰。邑人挚友刘克庄为其撰行状。朝廷嗟惜，转朝奉大夫、直宝谟阁致仕。卒后，入祀莆田乡贤祠。《宋史》卷三百九十五·列传第一百五十四有其传。方信孺著作等身，大多已佚。今存《南海百咏》一卷。《观我轩集》一卷，收入《两宋名贤小集》。词仅存一首，收入《全宋词》第四册。《全宋诗》卷二九一四至二九一五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七○三八收入其文。其工书法，楷、行、篆、隶皆能，尤善擘窠大字。在广东、湖南、广西等地尚存其石刻多方，艺术、文史价值高。

刘克庄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十六《宝谟寺丞诗境方公》中载：“尝从山阴陆公游问诗，陆公为大书‘诗境’二字。”方信孺才华横溢，青年时任广东番禺县尉，任职期间遍访秦汉以来数百年莽苍之迹可考者百而缀以诗集《南海百咏》。开禧三年（1207）正月，信孺任绍兴府萧山县丞，早已仰慕陆游大名，此时陆游年已八十三，里居会稽县东二里镜湖。于是信孺慕名前往镜湖拜访陆游，向陆公问诗，陆公大书“诗境”二字以赠。

方信孺喜得陆游赐题墨宝“诗境”，遂以“诗境”为其号。后来信孺还将陆游手书“诗境”二字，共三次分别刻于韶州（今属广东）之《武溪深》碑阴，道州（今属湖南）之窳尊，桂林之龙隐岩。足见方信孺喜爱之深，镌刻于石，以传千古。

翁方纲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所著《粤东金石略》卷五韶州府金石二载《陆放翁书“诗境”字》一文录下：

陆放翁书“诗境”字

陆放翁书“诗境”字，亦在《武溪深》碑阴，每字长八寸，左“陆游书”三字。右跋云：“开禧丁卯（开禧三年，1207）正月书，时信孺丞萧山，而放翁退居镜□，年八十三矣。后五年，嘉定辛未（嘉定四年，1211），信孺假守曲江，谨抚刻于《武溪深》碑阴。九月旦，莆田方信孺识。”

按（翁方纲按）：信孺字孚若，知真州。有《好庵游戏诗境集》，刘后村序之曰：“公诗文操简立成，宫羽协谐，经纬丽密。”尝有题龙隐岩诗云：“人事百年俱变灭，只应题字不尘埃。”今此段文字亦秀劲，足与陆书相配。放翁以宁宗嘉泰三年（1203）升宝章阁待制致仕，居若耶溪。至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辛未是嘉定五年。

笔者注：①《武溪深》诗碑已不存，诗刻亦灭。（见《粤东金石略补注》第一九○页注）

②翁方纲按：“放翁升宝章阁待制致仕”有误。《宋史》卷三九五陆游列传也记载“遂升宝章阁待制致仕”有误。宝谟阁：嘉泰二年（1202）置，藏光宗御制。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为贴职。陆游卒于公元一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宝章阁：宝庆二年（1226）置，以藏宁宗御制。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为贴职。据此得知宝章阁待制是宝庆二年（1226）置，而陆游已逝十六年了。而宝谟阁待制是嘉泰二年（1202）置，陆游以嘉泰三年（1203）升宝谟阁待制致仕。是正确的记载。另翁方纲按：“辛未是嘉定五年”有误，实“辛未是嘉定四年”。

③宁宗嘉泰三年（1203）正月，陆游升宝谟阁待制（南宋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陆游本传载“宝谟阁待制”）。四月，修史成，乞致仕。除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五月，归山阴。四年（1204），致仕。

陆游自乾道元年（1165）以京口俸买宅。乾道二年（1166）罢官归，始居山阴镜湖边“三业别业”。其晚年又在若耶溪下游营建简陋的草庐“石帆别业”。但住“三山别业”的时间居多。开禧三年（1207）正月，方信孺到“三山别业”拜访陆游。

陆游生于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公元一一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一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年八十五。

④2009年3月，陈侃先生撰《陆游尚意的书法艺术及其传世作品》一文发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29卷第2期，内容较为丰富翔实。其经过调查、整理，目前陆游存世的书迹（包括题记、碑刻、拓片）大约有26件。其中摩崖石刻有江苏镇江“焦山题名”，南京钟山“钟山题名”，广西桂林水月洞“桂林陆游诗碑”，广西桂林龙隐岩“诗境”。其对陆游书“诗境”二字判断为陆游早年的书法风格，大约写于40岁左右的论述有误。原文论述如下：

“诗境”：正书，碑石在广西桂林龙隐岩风洞。刻于南宋嘉定七年（1214）正月十五日，陆游去世四年以后，有南宋方信孺题字为证。是较为可信的一件石刻作品。从书法看，笔法类似颜鲁公《中兴颂》，刚健豪放，笔意沉雄，陆游早年那种朴实、浑厚、稳重的风格受到大家喜爱，书写风格与“焦山题名”相近，大约写于40岁左右，是不可多得的雅俗共赏之作。

笔者考证：陈侃先生应是没有看到清翁方纲撰《粤东金石略》卷五韶州府金石二《陆放翁书“诗境”字》的方信孺题跋，而误断为陆游40岁左右所书“诗境”二字。其实方信孺题跋明确记载年间：“开禧丁卯（开禧三年，1207）正月书，时信孺丞萧山，而放翁退居镜湖，年八十三矣。”充分说明“诗境”二字为陆游晚年83岁时手书。另可从两人的年龄差距来判断，陆游生于宣和七年（1125），如其所述陆游40岁左右当在乾道年间（1165—1173），而方信孺尚未出生。等到淳熙四年（1177），陆游时年已53岁（虚岁），方信孺才于是年出生，此年方信孺刚一岁，怎么能向陆游问诗？陆游此时根本没有为方信孺大书“诗境”二字以赠。所以其推断为陆游早年之作，明显有误。

杜海军辑校《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上册第291页载《方信孺刻陆游书“诗境”》一文录下：

方信孺刻陆游书“诗境”

诗境，陆游书。此字始刻于韶之武溪，载刻于道之窳尊，三刻于桂之龙隐岩。嘉定七年（1214）正月望（十五日），方信孺孚若。

笔者注：嘉定七年（1214）正月十五日，时任广西提点刑狱的方信孺把陆游赠其墨宝“诗境”二字刻于桂林龙隐洞。“诗境”二字横列，“陆游书”三字居“诗境”二字中，方信孺跋在左方。未见此碑。据拓本录。《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注：拓片长35厘米，宽85厘米。楷书。（参见《桂林石刻总集辑校》第292页“说明”）(吴国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