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平治」耿识博：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

莺歌

「学思平治」耿识博：

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

新高度，具有深远的理论…

2021-05-23 18:2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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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识博：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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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习近平同志自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多次在讲话中用“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精神命脉”“精神标识”“坚实根基”“‘根’和‘魂’”等概念来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以“文化基因”为核心的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系统论说。习近平同志的“文化基因”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蕴意: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准确申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系统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科学阐明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习近平同志的“文化基因”论,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 “文化基因”论; 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

      习近平同志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自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他不管是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小康社会”等宏伟战略规划,还是在谈论加强党的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依法治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时,都积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讲话中,他多次用“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精神命脉”“精神标识”“坚实根基”“‘根’和‘魂’”等概念来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以“文化基因”为核心的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系统论说,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因(gene)”原本是一个生物遗传学概念,最早由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提出,一般指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20世纪中叶以来,在结构人类学和生物遗传学逐渐兴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大背景下,一些文化学者尝试从“基因”角度考察人类文化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猜想,不同文化中是否具有像生物之“基因”那样基本而又齐一的“文化基因”?20世纪60年代,一些文化学者建议把可以交流、传递的文化微观单元称为“特征丛”(Traitcomplex)或“行子”(actone)。1976年,英国生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仿照“基因(gene)”创造了“Meme”(一般译作“谜米”或“文化基因”)一词,用来指称“文化传递单位”,文化复制和传播机制进行,“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学问”。如权威的《牛津英文字典》即将“Meme”定义为:文化的一种要素,可设想为一种非基因手段的复制。

我国的“文化基因”研究,从1981年《自私的基因》一书翻译成中文开始起步。随着三十多年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和国外同行相比,我国的“文化基因”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既有哲学学者如刘长林等,以文化基因探讨社会文化进化论;也有文化史学者如刘植惠等,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讨论文化基因的意义;还有民族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如徐杰舜等,通过文化基因研究人类文化结构中存在的本性因素等等①。毕文波对“文化基因”所下的定义,代表了国内学者对“文化基因”的一般理解。他说:“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叫做‘文化基因’。”近年来,虽然关于“文化基因”本身的研究还有很大开拓空间,但越来越多文学、哲学、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传播学、建筑学、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采用“文化基因”这个概念来说明、解释其研究领域中存在的现象、问题②。另外,报刊、网络、微信等媒体上,“文化基因”也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热词。这说明,“文化基因”作为一个科学范畴,正在得到专家很快引起一股全球性的“谜米”研究热潮。概括来说,国外的“谜米”研究一直围绕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数千年人类文明的高度,结合时代问题,继承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的思想智慧,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吸纳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提出的“文化基因”论,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蕴意。

一、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习近平同志借用学界和公众熟知的“基因”“文化基因”范畴来论说文化,实际上在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深刻理解的语境中,点明了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统一,揭示了中华文化葆有长久生命力的奥秘。

不少学者论及传统文化和当下文化的关系时,引用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概念。如朱维铮认为,传统文化“涵盖历史上的精神与物化了的精神的主要领域”,而文化传统则是历代相传、至今不绝的为社会所累积的经验,“属于历史的遗存,却在现代社会文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在其生命运动中兼具稳定性和变异性双重品格,能够不断实现传承与更新的对立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习近平同志对“中华文化生活中依然存在”。如果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将文化限定在精神层面的话,似可将“传统文化”看作过去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而“文化传统”则是当下人们所承继的活生生的精神存在。通观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基因”的论说,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等等,正是在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深刻理解的语境中进行的③。他所谓的“文化基因”,应该是指在“传统文化”中孵化而成、正在或可以在“文化传统”中承继发展的最小文化因子,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时空中传承、传播的文化的基本功能单位。

基因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具有稳定性和可变性。一方面,基因的分子结构稳定,能够通过精确的自我复制把原有的遗传信息分配给子细胞,或通过性细胞传给子代,由此保证了遗传的稳定和生物性状的世代相传;另一方面,基因在自我复制过程中受内外环境影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保留在遗传密码或生物性状中,从而增加了生物的多样性,为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文化基因”亦具有类似于生物基因的稳定性和可变性。文化基因的传承、传播构成了文化发展、演变的波澜壮阔景象。正是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和可变性,保证了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统一。正如冯天瑜所云:“文化诸层次,在特定的结构——功能系统中融为统一整体。这个整体既是前代文化历时性的累积物,具有遗传性、稳定性,同时又在变化着的生态环境影响下,内部组织不断发生递变和重建,因而又具有变异性、革命性。”

中华文化之所以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品质有着深刻洞察。他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两千多年前,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这是对中华文化稳定性的自觉和肯定。同时,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文化长久的生命力和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品质密不可分。他说:“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种对传承与更新、稳定性和变异性的辩证理解,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和葆有长久生命力的奥秘所在,为当下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准确申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

习近平同志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人类文明纵向流变和横向交流的广袤时空中,准确申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命脉”,又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

生物繁衍、生息过程中,其性状的独特性是由基因遗传和控制的。人类文明的演进亦然。正如隐藏在我们肉体中的生物基因决定了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生命体征一样,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保证了我们别具一格的民族特性。在对文明多样性有着深刻认知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都应受到尊重。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这些论断,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独特性的深刻自觉。正是上下五千年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将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纵观人类历史,完全因为战乱或自然灾害而灭亡的民族几乎没有,但因为本民族文化被其他文化覆盖而“消失”的民族比比皆是。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标识”和“文化基因”,我们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生命和血脉一样爱护它,像守护“民族的‘根’和‘魂’”一样珍爱它。为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开的精神家园。

基因及其决定的生物性状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比如,是基因使我们和祖先、父母等亲属外貌相像,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同样,从一个更大的层次和视域看,也是基因使古今中外的人具有了七窍四肢、直立行走、思维等“人类”共性,从而有别于马、牛等生物。基因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实为一体之两面。文化基因和由其传承形成的文化传统也有这个特性。对此,庞朴曾有过精辟分析。他说:“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

习近平同志在人类文明纵向流变和横向交流的广袤时空中申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将其看作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就强调了中华文明独特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同时,他也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注意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世界性意义。他认为:“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类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生存智慧,其中的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思想家“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这样的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其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有了崭新的认识。

三、系统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近代以来,基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曾出现过不少否定传统文化价值的极端论调。比如,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即将传统文化看作“国故”,把“故”解释为“过去”“死亡”。为了让人知道“国故”也就“不过如此”,他甚至把“整理国故”比喻成“打鬼”。与之相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同志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融于中华民族血肉的鲜活“基因”来珍爱,无论是在绘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还是部署治国理政的具体方针,无论是应对国内问题,还是化解全球危机,都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蕴藏着治国理政和解决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等系列论断,将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历史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的联系,人们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习近平同志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论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习近平同志也强调,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没有文明的继承、发展和文化的弘扬、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我们要总结发扬,使之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同志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的精神纽带、国家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科学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国家、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文化软实力体现一个国家最核心、最高层的综合实力,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国家、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历史上,“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政治地位显著攀升,“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中外文化传播很不对等”。为了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做好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加大正面宣传力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治国理政和解决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其中很多闪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经验。他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思考化解全球危机的出路时,习近平同志也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他指出,当代人类面临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诸多突出难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这些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四、科学阐明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生物基因通过自我复制传递着遗传信息。这种传递并非丝毫不变,而是受内外环境影响有所取舍。习近平同志像看待基因遗传一样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张结合时代要求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科学阐明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中华民族在长期繁衍生息过程中,特别善于用历史眼光看待当下问题,所以中华文明中“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①,史学也格外发达。郭象“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一语,道出了中华民族审视历史与当下的基本思路或观点②。习近平同志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既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他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对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种态度,和历史虚无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之所以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历史条件制约,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对存在合理内核、又具有旧时代要素的内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明显不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内容,要加以扬弃。

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此,习近平同志有着深刻认识。他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指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以包容的心态、开放的胸怀积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又吸收了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还体现了鲜明时代精神的当代新文化来陶冶人、教化人,完成“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重大文化方针,指明了新形势、新条件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和路径,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机制,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发挥好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作用,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其次,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激活其生命力,赋予其新涵义。“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再创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最后,要推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既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又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的自尊、自信和自立。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唯我独尊。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推动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综上所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的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论说,既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传承与更新、稳定性和变异性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也准确申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并结合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和治国理政的具体方针,从宏观到微观系统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还科学阐明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主张结合时代要求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说,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文化基因”论,既有浓烈的民族情怀,又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既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也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既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参见刘长林:《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载北京:《哲学动态》1988年第11期;刘植惠:《知识基因探索》,载北京:《情报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1-6期、1999年第1-6期;徐杰舜:《文化基因:五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载恩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吴秋林:《文化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载北京:《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

2相关成果如李炳海:《尧、舜、禹之称的部族文化基因和文学效应》,载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孙寿涛、周德丰:《论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载天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吴予:《法与正义之关联:一个西方文化基因演进的考察》,载北京:《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王蔚、史箴:《与天对话——略析中国园林的传统文化基因》,载武汉:《新建筑》1997年第2期;钱兆华:《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载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8期;张晓:《网络新媒体的文化基因探寻》,载北京:《现代传播》2014年第2期;贾成祥:《中医“阳主阴从”的文化基因探源》,载北京:《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年第2期,等等。

3习近平同志曾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如他指出,“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里的“文化传统”,正是指当下人们所承继的活生生的精神存在。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北京:《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6

4(1)刘家和指出,古代希腊人“以为真理只能从永恒、静止的存在中去把握”,这造成了西方文明以“逻辑理性”为主导的局面;中华民族则善于从运动、变化中去把握真理,故“历史理性”特别发达。参见刘家和:《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蒋重跃:《结构·张力·历史——刘家和先生学术思想述要》,载北京:《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1期。

5(2)刘家和曾就此阐释道:“按照这种思路或观点,历史上的每一当今之变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源于百代之流;且百代之史亦非一不变之实质(像古代希腊人所习惯于的那种思路一样),而是一条汇集了一切当今之变的流。你想要了解当今之变吗?请考百代之流。你想了解百代之流吗?那就请看历来的当今之变。”参见刘家和:《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耿识博：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务司司长）

原标题：《「学思平治」耿识博：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