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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史与儒家精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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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0 20: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林麟斋院 于 2013-9-20 20:43 编辑

执政党史与儒家精神(三)
来源:中华人文文化网    作者:刘一明
时间:2013-08-17  

编者语: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自性文化开始复兴,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自性文化高端区的代表为儒家文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高端区文化必然主导一个社会的发展,这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近百年来儒家文化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强烈冲击,一些外来文化“鸠占鹊巢”,但伴着中国的崛起,儒家文化理应主导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如果说当代中国建国前三十年是领袖主导的民粹社会主义的话,后三十年则是精英主导的权贵资本主义。那么中国今后就有四条发展之路:恢复民粹社会主义、继续权贵资本主义、实现儒家社会主义、转轨儒家资本主义。第一条路因其充满极左事件而很难恢复,第二条路因其极右现已是民怨冲天,恢复或继续这两条路都有问题,现在执政党提出“特色社会主义”,分解之其内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今后如以儒家精神为主导,两种模式其实都有可能,首先看儒家资本主义,在内有“改开”三十年的资本主义铺垫,在外有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模式,转轨不是不可思议,但能否和平转轨则有巨大风险。剩下的就只有儒家社会主义了。现实地看,儒家社会主义是改良之路,特色社会主义可向儒家社会主义逻辑解释与和平过渡,仍保有现体制现执政党,风险最小。那么研究社会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研究执政党指导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就成当务之急。对这两个关系的研究,近年来也有不少,但多停留在抽象概念和宏大叙事之中,本文在研究执政党指导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方面明显深入了一步,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与观点,颇能发人深思,现予刊发以引起更多的关注与研究。(本文为连载的第三篇)

领袖与接班人

儒家认为天下国家必须要有统治者,统治者必须要有领袖,最高领袖只能有一位。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基本已经将民众、社稷、领袖的关系论证清楚。在儒家看来,民众是国家天下的主体,社稷是管理国家天下的组织,领袖是社稷的最高负责人,领袖社稷都是为民众而设。正如孟子所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君本位时代是非常超前的思想,儒家圣人孟子具有非凡超拔的社会理性意识,自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那么领袖是如何产生的呢?儒家认为,一是在领导民众中自然产生,如黄帝、尧帝等,二是“选贤与能”,如舜帝、禹帝等。这里的“选”有两种含义,一是由上代领袖在后选人中选出,征得众人拥护后禅让;二是由众人推举某人接班。这样的产生办法并不是儒家的发明,而是儒家承认了行之有效的现实。不论那一种,必须都是出于公心,自然奋斗出来与选出来的人都是贤能者,所以儒家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接班方式。
但后来,“大道既隐,各私其私”,众人推举不可能了,选定非自家人也不可能了。实际上,这是社会变迁所致,而并非帝王单方面自私造成。最典型者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世袭王夏朝的启,本来禹按惯例已定好了异姓贤者伯益,却得不到拥护而失政。此后,中国历史就进入“家天下父传子”的阶段。几千年后到了孔孟时代,这已经成了稳固的传统,即便圣人孔孟也不可能试图改变这个传统,而只能尽力改善之。
但是,儒家是有理想的,这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领袖产生方式。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使得中国人在世界上很早就实践了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兰芳共和国”(见网上),后又在亚洲最早推翻了世袭帝制,建立了共和体制----中华民国。毛泽东和他的同道也不例外,又建立了新的人民共和国。一先一后两个共和国虽说与西风刮来欧美近代民主共和思想有关,但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儒家理想不可忽视,因为中国早在周代就提出了共和思想,儒家士人心中早就有民本与选贤意识,中国人所建的第一个共和国“兰芳共和国”足可作为明证(该共和国建于1776年现在的马来群岛上,实行议会及领袖公选制。由于与美国建国同年故不可能是西风所至,完全是两任领袖按照儒家理想所创设)
中共的领袖当然是在长期奋斗中自然产生的毛泽东。毛泽东成为领袖后,接班人的问题顺理成章成为他的一大政治课题。前已叙及,中共建党后长时间是由共产国际总部指定领袖,中间也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选举过根据地的军队领袖,但都不理想。只有在遵义会议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儒家的选贤与能。
刘少奇
毛在延安时期就开始有意培养接班人。刘少奇在延安时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这使得刘被毛认为最能继承他的思想,所以刘从顶层圈外走进圈内。其时处于战时,毛也考虑到自己如发生不测,就可直接由刘接班。但这也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两人都一直健在,刘只比毛小几岁,他们又是战友,这样的战友特别多,为什么选刘而不选别人?这就给刘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得他早早就开始培植自己的力量。当刘的力量培植起来,并形成了明显的右倾路线,且开始不太在意毛时,毛却仍处于创造力与精力都极为旺盛的时期,当然最重要的是毛的左倾路线也越来越严重。最终,两人因思想路线不一致,导致政治路线发生冲突,结果以巨大的悲剧----毛发动的“文革”结束了两人关系。
文革中刘少奇被批斗
事后回顾,毛培养刘为接班人,年龄太接近是一大先天缺陷,但毛领导的整个集团长时间的批孔批儒,结果就缺少了基于儒家文化的官场文化的薰陶,缺少了基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影响,缺少了基于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方法论的武装。这首先使得刘少奇缺少了作为接班人的谦卑之心,不能正确处理与毛的微妙关系。同样,这又使毛的思想意识越来越处于激进状态,越来越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刘则保持了相对的清醒,便不断提出与毛越来越有分歧的社会经济发展思路,终于酿成了“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总结毛刘由亲密战友到破裂,纵然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但只有一条最为重要,这就是毛刘等中共高层都忽视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学习修养与思想指导,虽然他们在潜意识层面并不乏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意识层面却是有意排斥儒家传统。其实,儒家的官场文化、礼俗习惯是处理毛刘这种微妙关系的最好指导思想与智慧。
林彪
还在毛刘产生间隙之时,林彪逐渐崭露头角,这既是林作为国防部长积极表现的结果,也是毛不断主动加强与林联系的结果。毛对林的信任从井冈山时期就建立了,以后虽然林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由毛指挥红军北上,因“四渡赤水”,林对毛的军事指挥发生怀疑,他鼓动彭德怀说:老毛不行了,你来干。就在这种情况下,毛仍对林充满信任。红军在陕北站稳脚根后中共即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党的干部,毛定林任校长兼政委。这样的信任与任职类似于当年孙中山让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
解放战争开始,毛又派林去东北扩展军队,短短二年时间东北野战军发展到近百万规模,此后林负责打了解放全国三大战役中的两个,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进一步成为毛的心腹爱将。十大元帅中林的年龄最轻,但他却排在了第三位。
彭德怀因庐山会议被免去国防部长后,由林接任,林在军队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许多突出毛思想及领导的口号,更得毛的信任。六十年代初,毛与刘的分歧矛盾渐次产生,毛开始准备培养林为接班人,直到“九大”将林任接班人写入党章。不幸的是,毛林很快发生分歧与矛盾,因四届人大设不设国家主席等问题矛盾公开。由于林掌握着军权,这让毛特别警惕。
这时,林似乎认为毛发动的“文革”已经走得太远,他的儿子和手下人都认为应该强力结束“文革”,并挽救林的危局。对此直到目前并未深研。有人以为毛发动“文革”是林助结果,林是“助桀为虐”,林怎么会试图结束“文革”呢?然而,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文革”在早期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就连毛恐怕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周恩来不是也协助毛搞“文革”了吗?所以林早期助毛发动“文革”主要是政治原因,一是身不由己,二是政治需要。而到了1970-71年时,林已看清“文革”确是一场“动乱”,这在其《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表露无遗。
最值得注意的是,林想结束“文革”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却并非马列,而是儒家。林用孔子原话“克己复礼”定下《纪要》的纲领,表达结束“文革”的强烈用意,《纪要》及林的日记、房间条幅直接采用《论语》语句比比皆是,却无一句马列语录。林出事后毛发起“批林批孔”运动,许多人以为毛是牵强附会,实则是林到晚年已明显靠近孔子,并认为毛似乎已成“无道独夫”,按照儒家传统将之推翻并非大逆不道。由此才有后来“9.13”前密谋除毛事件。可见毛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并非无风起浪。
毛当年通过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把“文革”推向高潮,既表露了儒将林彪与儒家的内在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儒家与“文革”的水火不溶。近年来一些自由派学者仍把反孔与反“文革”一锅煮,说明这些学者根本就没有搞清事实,只是人云亦云重复多年形成的反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单极思维而已。
总结毛林关系,仍然是中共高层长期排斥儒家精神结下的恶果。儒家强烈主张政治人物的上下级关系应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中国历代帝王任用二号人物宰相,只要他们遵循儒家礼仪规范,君臣就可长期相安无事,如果他们无视儒家教导,则容易发生君臣反目。毛林关系正是这样,到了“文革”中毛对于林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认同林那样夸张地宣扬自己,最后又将林定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明显就是越礼行为。这样的越礼说重点就是“乱礼”,对乱礼最好的回报就是“始乱终弃”。
而林的问题也很大,他也未能按照儒家主张对待与毛的关系,他那样很过分地突出地宣扬毛,不是一个儒家所推崇的忠臣的表现,倒很像一个儒家历来反对的佞臣。作为接班人,既要对一把手保持谦卑,一把手让干就干,决不抢班夺权,又要有儒家所主张的士君子正直气节,凡事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如此,还会有最后的悲剧吗?所以,毛林关系的结局,也是他们都长期缺乏儒家精神的浸润与品格修养所致。
“四人帮”
所谓“四人帮”即为以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位中央“文革”骨干成员,另三位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在“文革”后期都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要职。由于他们是在“文革”中快速升至中央顶层,加之是领导“文革”的中央骨干成员,自然而然会形成抱团取暖的小团体,毛曾批评他们搞小团体,其实要让他们不搞是非常困难的,那实在难为他们了,因为他们的对立面已形成了强大的反对阵营,尤其是毛二次任用邓后,邓完全抛开“四人帮”推行的毛路线,自己要另搞一套时。
毛把“文革”当成一场大革命,而大革命时期任用人才是可以打破常规的,比如像王洪文这样的年轻人就可以从底层一下子提到中央。问题是毛这样看待“文革”并没有得到党政体系多数人的认同,尤其是党政高层。前已述及“文革”的确是毛违反了儒家所主张的社会治理的常理常道,人为制造的一场运动,所以这样的运动必然会因他在而起,因他去而废。
毛自然会想到这一点,他便尽力把“文革”骨干提拔到中央顶层,其中王洪文最为突出,由于王比较年轻,似乎符合中国历史上两代领袖的代际年龄规律,所以当王被任用为党的副主席时,大家都清楚这是未来的接班人了。
但是,由于王毕竟是从底层平民直升上去,完全没有高层的工作经验和水平,也没有任何高层人脉关系,便只能与几位“文革”骨干成员形成小团体,这让毛既无奈又失望,故而不久,也就放弃了让王接班的打算。
近年来不断有毛本来打算让江青接班的议论,这应该是非毛污毛的谣言,因为从毛晚年的各种言行看,毛并无这方面的任何迹象。至于张,姚,他们只不过是书生,决无可能接班。近年还有一种假定性传言,就是说如果毛岸英不在朝牺牲,毛可能让其接班。这种传言也没有道理,毕竟毛清楚中国革命是真刀实枪打出来的,在他身边有多少英雄尚无用武之地,由他个人指定肯定不能服众,倒有一种可能,就是岸英没有牺牲,也一气干到了中央政治局,毛又没有发动“文革”,他走后其战友互相牵制,不服他人接班,结果岸英被推出,他不接班也不行,这种情况下就由他自然接班。正如台湾、新加坡、朝鲜、菲律宾甚至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那样。按照东方文化,家族成员接班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关键是看他接班后的表现,只要他不是为家族利益而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他就有正当性。当然这是起于东方文化性善论的假设。起于西方文化性恶论的假设是不相信领袖会为国家为人民。
从毛重用“王张江姚”,并尝试培养王洪文作接班人看,毛泽东的确非一般人可比。“文革”这么大的运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为建立新政权产生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把这些人物都打倒,只靠那些没有多少根基的书生与年轻人,怎么可能和平地交接班?当然毛最后改变了主意,这才避免了一场难以预料的、搞不好就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宫廷”动荡。
总结毛与“四人帮”的关系,人们看到的仍然是违反儒家主张的常理常道而形成的不正常关系。江青是领袖的夫人,重用夫人本身就是越礼现象,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帝王身边都有优秀的夫人协助,但那只限于私底下给帝王出出好主意,提醒警示帝王不要犯错误,也就是只吹枕边风,而不是直接到前台自己干。其实,枕边风吹好了,作用可能超过自己的直接作为。另外,就是毛将王洪文从底层一个普通干部通过造反夺权后一下子提拔到中央,这也是违背儒家主张的礼制常道的。和平年代靠“造反”起家,这本来就是极为“越礼”的作法,而由底层一下子将越礼之人提拔到顶层,更是严重的乱礼。所以他们与毛的关系,仍然可以用“始乱终弃”这句成语来表述。
华国锋
当毛确定认为王洪文不能接班后,他又突然把已经打倒的邓小平复职,而且担任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邓一上来也不客气,立即进行全面整顿,明显的是他要另搞一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看到了毛与邓均缺乏儒家的修养与智慧。首先看毛,邓是“文革”定下的二号“走资派”人物,“文革”还在进行中,突然将邓提到主持中央工作的程度,引起了人民对“文革”的认识混乱,加上之前林彪事件,国人对领袖的信任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孔子曾说,要治理好一国,兵、粮、信是三要素,当别人问三要素只留下一个时,孔子说那就是信。可见国人的信是多么重要。但毛轻易地让邓复出并主持工作,这就是自己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否定“文革”,这必然会引起全国的思想大混乱,但毛的大无畏精神又一次发力,使他再次做出了一个冒险决定。再来看邓,他的勇气也非常可嘉,刚一上台马上翻盘,对毛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个基础,丝毫不愿正面接受一点,只一味地推倒重来。这是极其缺乏儒家智慧修养的表现。当时毛还在,仍能发号施令,十年“文革”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与基础,邓没有任何借助的打算,只是恨恨地说要全面“整顿”。这又令毛既无奈又失望。于是他才匆匆打倒邓选出华国锋,并为华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等于最后确定了接班人。
华是从基层干上来,且一直干到省级,拿现在确定接班人的通例看,这是符合基本条件的,但毛却没有长时间的培养,也没有按儒家的集体协商和“选贤与能”原则做工作,所以在他去世后华虽然采取断然措施逮捕“四人帮”结束“文革”,在民众中已基本被接受,但在高层却无根基。假如毛在重新任用邓时换成华,让他早几年担责,而不给邓机会,说不定华也会作为二代领袖,领导中国走一条中道路线,中国也会平稳地发展起来,而且也不会有现在这样极端的西化自由化两极分化。遗憾的是毛远离了儒家思想与智慧,缺少“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谨慎,在接班人这个重大问题上随意而为,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以致中国现在走上了完全与他相反的道路,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未完待续)


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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