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林春荣：中国，有一座城市叫莆田

莺歌

深度丨林春荣：中国，有一座城市叫莆田

2017-03-04 17:10

历史

           时间如同木兰溪的流水，静静地流淌在南北洋平原上，伫立在历史深处的壶公山，依旧以高耸的姿态俯瞰这一方人生生不息的奋斗，徘徊在壶山兰水之间，我情不自禁地拷问着自己的心灵，莆田人将在什么时候在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用莆仙方言大声地呐喊？

莆田木兰溪畔夜景图丨蔡昊

一

      从中国历史的大视野，考察莆田千年的风云变幻，考察莆田人以其独一无二的地域性格，书写着光辉灿烂的文明，也考察莆田人以怎样的方式走进沧桑的历史画卷。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事件，以什么样的故事打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姓名、面孔、灵魂的高度。

       纵观历史，我仔细地阅读了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不难发现莆田人的身影、漂泊在滚滚的历史河流中。或坚强地伫立在河滩上，在那个段落不停地呐喊。或在激流与漩涡中，不停地搏击、不停地挣扎。或被美丽的浪花所淹没，只能隐约中看见他们被历史的利刃所撕碎的青衬，或翻滚，或沉没。但这些散发着莆阳文化气息的文字，已经在证实他们的历史地位，证明他们在中国历史的某个阶段、所展现的生命价值。

       以一个大唐妃子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不是莆田男人的悲哀，而是涌现在莆阳男人心中的那些不可抑制的心疼、感动。江采苹，泉州郡莆田县人，这个被誉为福建第一位女诗人，是一个善良、正直、美丽、聪慧的女人，她不经意中走上大唐王朝权力的中心，在那个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的王宫，善良与正直很快败于狡黠和邪恶，杨贵妃以她的妖艳、心计，不仅夺走了她的男人，一个一言九鼎的皇帝，也夺走了一些本属于江采苹的爱情。美丽与聪慧挽救了江采苹，她用诗歌的炉火温暖了自己，也用诗歌的光芒照亮唐明皇残缺而又阴暗的心灵。可是她们的皇帝已痴迷于杨氏的丰乳肥臀，痴迷于虚幻的开元盛世，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天天歌舞升平，却忘记了大唐帝国的安危，忘记了一个政治陷阱与历史的危局正在等待着他。

       江采苹的诗歌与泪水，未能打动这个执意要再次创造历史的李隆基，也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改变大唐帝国由强盛走向衰弱的历史关口。一场安史之乱，让那个千年香艳的女人在马嵬坡一棵歪梨树上结束了自己的艳丽，结束了一个王朝的强盛。江采苹只好用眼泪把自己埋葬在上阳宫一口深井里，让故乡浦口宫的香火，一天天朗诵她的诗歌。

       同样收录在《全唐诗》里，白居易的《长恨歌》把皇帝与妃子的爱情写得那样感天动地，成了诗歌王国最华丽的一幕爱情绝唱。诗人江采苹《楼东赋》，只有“空长叹而掩袂，静踌躇乎楼东”，她只有孤独、寂寞、失望、乡愁。好在千年之后，德国诗人歌德把她的诗歌《一斛珠》翻译介绍到欧洲，让这位德才兼备、倔强不屈的才女名扬天下。

       “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这对兴化府府衙的一副楹联，是对梅妃高风亮节的品质赞美。中国历史上， 一个女人以独特的风骨与气节完成了对美女概念的重新定位。

       几乎和江采苹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一个叫林披的莆阳才子款款深情地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或许考察他的人生履历，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个无足轻重的历史角色，但他以独特的生命经历，以他血液里澎湃的基因，塑造了一个天下绝无仅有的豪华家族。

      在莆阳灿烂的科举历史上，林氏家族有着一页举世瞩目的辉煌。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林披应明经科登第，成为莆阳明经及第第一人。唐贞元四年（公元798年），林披次子林藻、六子林蕴同登明经科。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林藻登进士第。林披生有九子，林苇、林藻、林著、林荐、林晔、林蕴、林蒙、林迈、林蔇都任过刺史，世称“九牧林家”。

       一家九兄弟，都担任过代天子巡牧的封疆大吏，都出任过大权在握的刺史，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绝无仅有。林藻、林蕴还是那个时代的辞赋高手，文坛曾有着一句流行语，是对欧阳詹、林藻、林蕴文学才华高度评价，“欧阳独步，藻蕴横行”，作为林披的女婿、林藻的妹夫欧阳詹，这个福建文坛的旗手，一生就在莆阳大地上度过，死后也葬在广化寺边。

       两代三状元，五朝千进士。九牧祖祠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准确地道出这个家族独一无二的骄傲。元明两代三个状元，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上千个进士，一个家族，一条激越着智慧的文化血脉，一条奔腾着儒学的思想河流，在中华文明的史书上蜿蜒。

       从这个祠堂还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物，他们的历史功绩足以载入史册。宋代初期，林蕴的六世孙林默，以其扶危济困，救死度难的大爱精神，为中华民族走进蔚蓝色的海洋，举起了一支高高屹立的精神火炬，千年的立德、行善、千年的大爱无疆，妈祖文化已然成为海洋文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明代中期，在权臣操弄权力，一手遮天，人民遭受倭寇侵扰，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下，林兆恩创建了“三一教”、“以儒为立本、以道为入门、以释为极则”的三一教学说。三一教不仅在东南沿海广为流传，也随下南洋的弟子流行在东南亚各国，成为中国民间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信仰。

       这个家族不仅一直绵延着浩浩荡荡的儒风，也一直激荡着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有着“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挺起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戍边伊犁，怀抱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同样，身上流淌着九牧林精魄的湖北黄岗林氏三兄弟，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育容（林彪），他们三人中，一个是令人尊敬的革命家，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全力支持毛泽东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一个是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林育南以年轻的生命证明信仰的高贵。一个是纵横沙场的军事家，从东北黑水白山一直打动两广、海南，林彪的功过人生让人嘘唏不已。林家三兄弟的人生历程，一直伴随中国革命的坎坷历程。尽管不同的人生归宿，让人深思，让人感悟，但他们的身影一直在历史的某个段落突兀地浮沉。

      莆阳地方偏僻，人口稀少，但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个群落，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国家鞠躬尽瘁，成为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

二

        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预示着从安史之乱起动荡近二百年的中国，又开创了一个繁荣与强盛的时代。而在这个王朝，福建、莆田都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高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走上时代的前台，以各自的才华、能力和智慧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的名字依然镌刻在历史之页，依然在民间的野史诉说着神一样的故事。时间滔滔不绝地远逝，并没有淹没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熟悉。反而，在我们在文字与文物之间不断徘徊、不断思索之后，更加以理性的思维去认同他们曾经轰轰烈烈的人生历程，去敬仰拨开历史迷雾后而呈现着一颗无畏无惧的心灵。

       生在乱世，死于安乐，一个封疆大吏在乱世之中，饱尝烽火与硝烟之苦，目睹了老百姓流离失所之难。陈洪进，这个戎马一生的武士，却有着一颗士子之心，他不想拥兵自重，偏安一方，更不想让他朝夕相处的家人、将士、兄弟血流成河，他甘愿奉表称臣、纳士归宋，交出兵权，让福建这块并不肥沃的土地免除战争之殇。陈洪进，这个大宋开朝之后特殊人物，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大宋版图的统一，为国家的安定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从此，福建有了三百多年漫长的平安，换来了八闽大地的物质和文化的巨大收获，福建才能这样后来居上，成了中国的文化重镇。

        赵氏陈桥兵变，称帝开封，虽建都于内陆，却从未忘记国土的东边有一大片浩瀚的海洋，在宋开朝之初，就奠定了海洋发展战略。莆田湄洲湾畔，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一个叫林默的女孩，以她独有的智慧、勇敢、真诚、大爱，开始她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她永远忙碌在爱心与爱心之中，拯救危难的渔民，指引迷航的船只。最终为导航因风暴而迷失方向的船队，葬身于她一生迷恋的大海。她的爱和大海一样辽阔、深邃，她的爱已经根植于民间的土壤，从此，生机蓬勃，并在时间流水的滋润下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千年的信仰、千年的大爱无疆，林默从人升华到神的地位，她是享誉海内外的“海上女神”。有海水的地方就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妈祖。如今，世界有六千多座妈祖庙，还拥有三亿多不同国家的信众。

       大宋王朝或许独特的热爱眷恋莆阳这块“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一方水土，这一方人以近乎疯狂的科举进仕的方式，实现忠君报国的夙愿。“魁亚占双标”、“一方文武冠天下”、“六桂联芳”，这些科举佳话一直流行在莆阳千年历史之中。一个朝代，1756人进士，5个状元，4个榜眼，1个探花，10人出任过宰相，这些数字不仅仅说明莆阳光彩夺目的科举成就，而且说明莆田士子的心中有着一腔报国的赤胆忠心，有着强大的汉民族思想。

        庆历名臣，大宋才子。蔡襄谨小慎微的性格，展示在他一生并不漫长的仕途中，他是清正廉洁的官员，两袖清风，坦荡无私，留下了清澈、高尚、透明的政声。他在福建多个地方任过最高长官，在每一个地方都留下脍炙人口的传说。从福州大义渡到漳州，他倡导的植树运动，造福百姓，至今仍留下不少的榕树。在泉州工作期间，以百般的毅力与努力，建筑了中国古代最壮丽的桥梁——洛阳桥，这座距今近千年的古桥梁至今仍在俯视着江水与海水日夜的奔腾，像一座巍巍屹立的丰碑，昭示着蔡襄伟大的人格之魅。他以他端庄、秀美的书法，写下了《茶录》，把远在闽北的茶田推向宫廷，成为天下皆知的御茶。他用清丽、多姿的笔墨创作了《荔枝谱》，让莆阳的荔子甲天下，让千万棵浸染着故园的荔枝树，鲜活地茂盛在历史的丛林之中。

        蔡襄是封建社会忠臣的人格标本，他已把一个位于人臣的忠诚与勤政廉政发挥到淋漓尽致，他的身上似乎找不到一点点性格的斑点。他是完美的忠臣，也是天下所有士子永恒的榜样。

        但他的堂弟却做不到。或许是性格决定命运，蔡京的性格有着天然的魔力，在他竭尽全力推行改革中，大刀阔斧，全方位对大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在长达五十六年的政治生涯里，他变换数十个领导岗位，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推行改革，尽管在这艰难的历程中，遭遇过重大的挫折。宋神宗英年早逝，改革旗手、十二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知难而退，但蔡京和他的伙伴们迂回前行，曲折前进，以高超的政治手腕，使历史上著名“王安石变法”不至于夭折。当他登上权力的宝座，他纵横捭阖，傲视天下。谁不改革，谁下岗，谁反对改革，谁流放谪贬。在一片反对声中，他动用一切权力资源，打击异己，排除改革的阻力，他甚至不择手段，六亲不认，为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连他的一些老乡同窗，也被他整得怨声载道。蔡京是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如果说王安石是王安石变法的总设计师，那么蔡京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总工程师。王安石变法从1069年开始，到1126年蔡京致仕，变法给北宋整个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个时代因应农田水利法而兴建的水利设施，是空前的，遍布在全国各个角落，至今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效益。

       蔡京成功地推行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最有成效的改革，是和最高当权者宋徽宗皇帝的坚决支持分不开的，这个集绘画、书法、音律、诗词艺术为一身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绝。但宋徽宗迷恋权力，醉身于长生不老之术，在选择进或退之间，犯了致命的失误，激怒了太子、后来的宋钦宗。宋钦宗对于自己迟迟未能接上大位，迁怒于父亲的政治密友蔡京，连下五道诏书，把蔡京一贬再贬，从正国级降至副主任科员，实行断崖式的降级，并永远流放岭南。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政治老人，对执掌二十五年相印、“五上五下”的政治家，这一切的打击也是身外之物。他所困惑的是，这个让大宋子民过上安定、富裕生活的大国宰相，这个与贪污、受贿、卖国、通奸沾不上边的老头子，突然间在《宋史》上成为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奸臣。那个刚愎自用的宋钦宗，轻信江湖骗子郭京的谎言，不放一枪一箭，拱手让出首都，成为最为憋屈的亡国之君，成为历史上永远的笑柄。连这“亡国之罪”也按在早已在流放途中病死在潭洲的蔡京头上，这公平吗？

       历史已远去了无数的面容与身影，独留下几多的历史文物，仍在历史的废墟上大声疾呼。横亘在木兰溪上的木兰陂，如同万年的琴架，不停地弹奏文献名邦的文化交响乐。它是蔡京留给故乡的杰作，它是蔡京多次奏请、力主建设的大型水利基础设施，为南北洋平原的四季丰收奠定了基础，至今仍为兴化平原几十万亩农田灌溉发挥重要的作用。蔡京的故乡莆田，以愚忠的思想轻信了脱脱主编《宋史》、轻信了《水浒》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集改革家、政治家、诗人、书法家、画家于一身的蔡京，用一生不凡的才华，大写着改天换地的变革，完成大宋帝国最辉煌的高峰，自己却在道德的谷地无望地彷徨。

       也许研究史学的专家、学者从未忘记郑樵和他的史学巨著《通史》，在许多人的眼里，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史》、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中国史学界“三通”，读史的必了解、阅读这“三通”。可是，这部最草根、最民间，也是最洋溢着科学精神的鸿篇巨著，却淹没在岁月的灰尘之中，尘封在那些久远的历史里。郑樵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那个时代优秀的科普学家，他却沉没在时间的海洋里，偶尔探露出陌生的面孔，让人记不清他和他的通史。

       如果说时间已把郑樵这个在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以及他的《通史》崛起于当代社会。许多人重新翻开他的人生履历，感叹他艰难困苦的生命历程，感叹这个一生未取过一文俸禄的文人，却在脱脱主编《宋史》里有着一行不道德的文字，让郑樵百口莫辩，含冤在历史的档案里。

      被元代历史学家脱脱冤枉的还有南宋后期文坛旗手刘克庄先生。如果从南宋文学史这个角度，来考察刘克庄的文学成就，考察刘克庄诗歌创作史，陆游、辛弃疾、刘克庄可以从时间上、从创作风格与创作水平上，连结成一部完整的南宋文学史。一代文坛宗主却沉没于历史的记忆里，《宋史》不仅对这样多才的优秀诗人只字不提，而且还在民间散布诸多恶意的流言。对诗词中一些诗句、文字，进行断章取义的曲解，颠倒某些诗歌的创作背景，对刘克庄的人格肆意攻击，千方百计地把刘克庄的名字与诗歌尘封在历史之外。

      林默、蔡京、蔡卞、郑樵、刘克庄，这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国家、对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莆田人，在元朝历史学家的眼里，或让人沉默，不列入传记，或以各种恶劣的手段，编造流言蜚语，假借各种死人的言语，罗织他们的罪状，扭曲他们的人格，让各式各样死人的证言证词，为这些已经死了几十年、二三百年的莆田人盖棺定论。死人永远开不了口，更谈不上当庭对质，只好任由脱脱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历史栽赃、文字摆布，造成了如此复杂的历史冤案。遗憾的是，明、清历史学家，对宋代历史的编修，照抄照搬脱脱主编的《宋史》，从来没有对历史进行公平的修正。连莆田人主编的府志、县志也是照抄脱脱们的历史定论，一字不改，还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变动。

      元朝历史学家对莆田籍名人的历史打击，源于莆田人在宋末元初殊死反抗，源于莆田上下一条心，坚持抗元扶宋的忠心报国情怀，源于莆阳士子只读书、不科举的集体反抗。连主编脱脱在编写《宋史》时，也刻意把莆田人的顽强抵抗消除在文字之外。

       公元1276年元兵占临安，宋亡。时陈文龙仍赋闲在家，惊闻宋廷危亡，不请自出，领兴化军一千余守兵，与强大的元兵对决。陈文龙深知元兵不熟悉莆田的地理地势，便在囊山设伏兵，大败元兵。但元兵以数倍的优势兵力，很快地围攻兴化军城。陈文龙固守城门，与元兵周旋，拖住了元兵南下追剿南宋亡命朝廷的脚步。后因叛将勾结兴化军通判，打开城门投降，陈文龙被擒。历史并没有在这里马上结尾。大元王朝元帅唆都为了平息福建此伏彼起的抗元浪潮，以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在忠与孝之间，陈文龙选择了前者，他的《示儿诗》不仅表达自己一腔报国的忠肝义胆，也希望儿子与他一起共赴国难，连年逾七旬的老母亲也在福州大义渡绝食殉难。陈文龙，这个度宗朝文科状元，最终绝食于杭州西湖畔岳王庙，葬于智果寺边。

       陈文龙的慷慨赴死，激起了莆阳子弟的同仇敌恺，其族叔陈瓒揭竿而起，率五百家丁，三千勇士，奇袭兴化军城，诛杀叛将。这个从未领过大宋王朝一文俸禄的义士，用这样铿锵的爱国情怀，来报答他的国家。还有那些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壮士，他们都是莆阳最优秀的乡民。历史前进的脚步总是踏着累累的白骨前行，陈瓒在城破粮尽之际，仍率家丁与元兵进行残酷的巷战，力尽被擒，坚决请死，被五马分尸。元兵为攻占兴化府城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死伤数千人，激怒了元兵，为此屠城三时，三万手无寸铁的莆阳子民死于非命。

        兴化军城遭受浩劫之后，元朝加强了对莆田人民的恐怖统治，但身上流淌着先祖忠义的血液，莆田人民反抗统治的武装斗争从不间断，严重地打击了元统治者的嚣张气焰，直至元王朝的灭亡。元兵为灭宋进行了四十五年的战争，元占领兴化军城只有九十年时间。

        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感于莆阳人民的顽强抗元，有感于民族英雄陈文龙、陈瓒义薄云天的高风亮节，特敕封陈文龙为福州府城隍庙城隍爷，陈瓒为兴化府城隍庙城隍爷。这两位殊死抗元的英雄终将成人们心目中的神，成为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点烛燃香、四季祈祷、守护城池、保家卫国的英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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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明王朝的建立，莆阳士子又掀起科举进仕的热潮，虽然没有宋朝时那么狂热，但读书人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在明王朝统治二百七十六年间，共开考91科，有581人中进士，其中状元2人，榜眼1人，探花4人。由于明朝有着历史上最严格的科举取仕制度，科次，录取人数有着规范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朝进士的含金量远比宋朝高。但莆阳进士好像太循规蹈矩，太死脑筋，在那漫长的历史上并不出格。他们只遵循读书做官这条千年古训，千篇一律，认认真真读书，如履薄冰做官。在我仔细查阅莆田人进士表时，为这群进士出身的莆田籍官僚，他们平凡而又坎坷的仕途捏一把汗。

       莆仙人列入正史列传的有98人，其中宋朝36人，元朝4人，明朝47人，清朝11人。如果从这些数字分析的话，莆田人在明朝应有更大的作为。数量众多的人物列入正传，只说明莆田人正统思想在明朝有着正常的发挥。其实，元朝主编《宋史》的编辑们对莆田有着偏见，连林默、刘克庄这些伟大的人物被排挤在名人的行列，对人物的取舍是主编或编辑个人喜恶所决定的，无关成就与人格。这是我们对这份名单最客观的分析。

       六部尚书占五部，是指明世宗嘉靖朝，林俊任工部、刑部尚书，林文俊任礼部尚书，这两人是在北京政府任职的。方良永、郭应聘、康大和分别任南京政府礼部、兵部、工部尚书。这些让莆田人津津有味地传说的奇迹，并不是莆田在这个朝代最为突出的文化特色。在这个朝代，莆田人层出不穷地出任御史，绵延在明王朝两百多年的政治舞台，可以说是莆田人在明朝最为出彩的历史故事。

        御史，乃朝廷监督中央及地方官吏的监察官员，相当现在中纪委，在明朝此起彼伏的反腐败浪潮中，莆田人总是冲在第一线，成为明王朝反腐败的先锋。翁世资、彭昭、林俊、林润这些声名显赫的御史，是那个朝代五十多个莆田籍御史的代表，他们当中每一个人从政的经历，都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或正直倔强、公正廉洁，或不畏权势、刚正不阿，或为民请命，敢把皇帝拉下马。虽然有人含冤离世，令人同情，但大部分御史还是能善始善终，唱下千古美名。

        大明御史林润，一生清廉，一生扑在反腐事业上。在他轰轰烈烈的御史生涯，扳倒严嵩腐败集团，应是他职业生涯最完美的事件，为大明王朝反腐败工作作出卓越的贡献，成为明朝御史的典型人物。或许打开中国历史，我们还可以隐约间看见这个年轻的御史，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战斗。

      在明王朝浩繁如烟的历史里，莆田籍御史是那个王朝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莆田人集体记忆里光辉的亮点，他们的故事或事迹一直贯穿着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他们惩腐的呐喊已穿透了时光，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振奋，感到扬眉吐气。

      在明王朝光芒四射的人文历史上，有一群莆田籍书画家，以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发出了气势磅礴的呼啸，这艺术的声音是那样感动着一个王朝，感动五百多年的美术史，他们的姓名、作品、艺术价值，一直在中国艺术史上闪耀。

        李在，是明代早期山水画的一代宗师，由他开创的画派影响到同一时代日本画风。曾鲸是“波臣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明中后期画坛的风格。宋珏以“八分入印”开篆刻史上“莆田派”的先声，是明代后期最优秀的篆刻家，他也是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当然，吴彬的艺术成就最高，他是那个王朝最杰出的画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的中国画是美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李在、吴彬、曾鲸、宋珏，这四个莆田籍画家从明初到明末，无意中汇聚成一条气势恢宏的艺术河流，奠定了莆田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精明、勤俭的莆田人注定要有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注定有一卷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明朝初期，大明政府就在莆田设立了兴化卫、平海卫。一个只有两个小县的兴化府，就设置两个相当于师一级的军事机构，还有一个千户所，六个巡检司，兵力超过万人，可见明政府对莆田的重视，或者说是对莆田地理位置的重视。那些从外地迁徙过来的将士及其家庭，无疑是自宋朝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现在莆田那些陌生的姓氏几乎都是那个历史关口，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迁徙过来的。

        坚固的兴化府城和平海卫城确保了莆田一百三十多年的平安岁月，莆田人民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富足的农耕生活，并且还有几百个金榜题名的进士，还有林环、柯潜两个状元。虽然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也发生了数十场战争，也有众多的将士客死莆田，但每一场战役几乎都是英勇的卫所军人，以固若金汤的防御彻底粉碎了倭寇的偷袭或进攻。

       富裕的民间经济诱惑着倭寇肆无忌惮的侵略，时间仿佛定格在公元1562年十一月二十九，兴化府城沦陷了。这是明朝抗倭战争中唯一沦陷的一座府城，莆田军民义无反顾的抗倭斗争激怒了倭寇，攻进城内的倭寇开始疯狂的烧、杀、抢、掠，府衙、府学、文庙、仓禀等建筑被夷为平地。1562年的兴化府城就是一座人间的地狱。

       在危难之中绝不低头，在死亡面前绝不胆怯，坚强的莆阳人民从血泊中英勇站起，和戚家军共同演绎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歼灭战，几万盘踞在莆田沿海的倭寇被彻底剿灭。一场明史上艰苦卓绝的保卫战，终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正月初二不串门，正月初三开店门，正月初四过大年，一幕最具莆阳特色的过年风俗，四百多年一直保存着非常鲜活的仪式，隆重而又热烈地穿行在民间，穿行在每一座村庄、每一个莆田人的内心上。一代又一代的莆田人永不忘却惨痛的经历，在整个抗倭的历程中，以各种方式纪念英雄，铭记历史。北辰宫、戚公井、戚公祠、飞燕庙、万灵宫、林墩古战场、莆禧城等建筑物证和东华搭桥亭、孔大人出巡、锦墩打砂花、下江头打铁球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弘扬保家卫国的精神，驱逐倭寇的决心。

       遥远的岁月在这个历史的关口有了痛彻心肺的灾难，有了一个地域不敢忘记的悲哀，而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涌现出无数忠肝义胆的英雄儿女，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在死亡的前列，视死如归地站在灾难的前方。官吏、文人、乡民、僧侣，凡莆阳人士，不分老幼，同仇敌恺，共赴国难。莆田人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一章不朽的史书，莆田人用生命注释一卷泣惊鬼神的文化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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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570年前，莆田人殊死捍卫宋室、抗击元兵的悲剧，如今，又开始在这座城市重演。一方已换作如狼似虎的清兵，另一方还是傲骨铮铮的莆田人。这群坚决不剃头，宁愿被砍头的莆田人，在长达十多年的抗清复明中，付出巨大的代价，牺牲了六、七万人。无数的莆阳人不分身份，不分老幼，不怕生死，卷入这场漫长的浩劫，成为抗清一支最有血性的民间力量。

        一座兴化府城，几易其手，死伤无数。为了几丝青发，宁愿献出自己的头颅，莆田人刚强的性格一直在历史的码页上蔓延。为纪念留发去头的亲人，留一寸白联贴上大红的春联，是纪念，是愤怒，是决不低头的坚贞不渝，这一对春联一贴就贴了三百多年。胆战心惊的清政府，为彻底根除这一群人顽劣的性格，以重兵围剿埋藏在深山之中的天地会，红会亭、南少林寺，一些见证莆阳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物，毁于一场民族之间的殊死博斗，几把火炬烧尽了东南千年名刹，连那些记载南少林寺的文字也被清政府刻意地删除掉。二百多年的风雨如晦，我们隔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叫不出半句真实的往事。

        1661年，清政府颁发政令，开始空前绝后的“截界”政策，凡界外沿海三十里，实行“三光”政策，以割断沿    海抗清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这种坚壁清野的“截界”，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农田毁灭了，水渠水井填没了，房屋、树木烧毁了，鸡犬不留，寸草不生，满清政府这一灭绝人性的政策，彻底地摧毁了莆田的经济基础。

       历史往往也会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清政府收复台湾的历史进程中，有二个莆田人却走在战争的最前列，吴英、朱天贵以不同的人生轨迹最终走在统一祖国的战争上，并且土生土长的莆田人朱天贵身先士卒用生命铸就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宋、明两朝，无数的莆田人读《诗经》，诵《礼记》，精通天文地理，以不凡的才华及其优秀的文章，折桂夺魁，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的榜样。可是，清朝二百六十多年时间，莆田人只考进五十多名进士，而这个朝代莆田人兴建的书院数字超过前几个朝代的总和。只读书，不科举，不进仕，莆田人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的品格证明。

        在“截界”中莆田元气大伤，再也没有力量揭竿而起，但莆田人以未放弃过推翻清廷的梦想。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莆田人千方百计地走上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斗争道路，直至辛亥年间，一批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推动着历史进入中华民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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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或许是在倭寇无休止的侵扰、莆田人背井离乡的那个时期，为了保命，莆田人选择迁徙，数以万计的莆田人在明朝中后期踏上茫茫天涯路，而这些莆田人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千方百计地寻找生存之道，经商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成为流浪的莆田人群安身立命的共同命运。莆商就在这个时候隐隐约约成为莆田人另外一种称号。后来，长达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惨无人道的“截界”政策，加速了莆田人远离故乡的步伐，广东、广西、海南、台湾、浙江、江苏成为莆田迁移的主要目的地。在清康熙年间，兴化府人口骤减至10万人左右。其中：有一大部分死于战场，另一部分成为五湖四海奔波的莆商。

       《兴化府志》上有一行文字开始记录莆田人远渡重洋的历史过程。元代，西天尾俞里有一个叫俞良甫的艺匠，前往日本创办雕刻业，成为莆阳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华侨。或许，处于异族统治的莆田，还有更多莆田人选择远离祖国，去异国他乡谋求一生的平安，只是没有更多的文字来支持我的推测。明朝初期，郑和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每一次都在湄洲岛妈祖祖庙停留和祭拜妈祖，为数不少的莆田人为此搭上了茫茫的远洋，成为下南洋最早的一批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国门，也打开一条条通向异乡的航路。清朝后期，数以万计的莆田人选择下南洋，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一直有一批操着莆仙方言、来自妈祖故乡的莆田人，源源不断地抵达，开始生命的另一种旅行。

       莆商的发展有着一条明确的脉胳，莆商成于宋元，兴于明清，发展于近代，繁荣于当代，在当代莆田的文化记忆里，莆商不仅因为其队伍庞大，有着百万之多，而且掌握着数千亿的民间资本，在木材建材、金银珠宝首饰、民营医院医疗器材等领域，莆商掌控着半壁江山，可以呼风唤雨。莆商在每一个行业上都有着一部可以大书特书的传奇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中都蕴藏着深刻而又真实的文化图腾。从这个角度上，莆商是新的历史时期莆田人最为出彩的社会角色。

       如果说“文革”是新中国绕不过的一座历史大山，那么，李庆霖也是莆田当代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个一直只领着小学教师工资的小学教员，因为儿子上山下乡的不幸际遇，因为心中藏着平民百姓的公平与正义，提心吊胆地写上并寄出的一封信，这封被民间称为告御状的信，立即引起中国社会巨大的波澜，不仅改变了中国上千万个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上千万个家庭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李庆霖个人的命运。他因为这一封信走上了他并不熟悉的政治舞台，讲了一些他并不理解的政治话语，在一条他不擅长的权力角逐中，他成为牺牲品，成为“文革”炼狱中的陌生“犯人”，或许他到死也不明白，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却把自己送进的监狱。好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无数的知青仍在怀念这个热血沸腾的老人，仍在他们的文字中回忆这封改变他们命运的信。

       莆田人选择了经商，选择了漂泊，选择了远行，造就了中国社会一个新阶层——莆商。莆田还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和“侨”有关的人数超150万人。但潜伏在莆田人基因里的文化爆发力，依然是那么强大，那么深厚，十六个两院院士以他们卓越的智慧开创了一片新的科学天地。李霞、李耕、郭风、彭燕郊等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领域的佼佼者，国字头的作家、美术家、书法家、音乐家有上百人，教授、研究员上万人，这些数字无不说明莆田人的心中依然流淌着鲜活的文化血液。

       时间如同木兰溪的流水，静静地流淌在南北洋平原上，伫立在历史深处的壶公山，依旧以高耸的姿态俯瞰这一方人生生不息的奋斗，徘徊在壶山兰水之间，我情不自禁地拷问着自己的心灵，莆田人将在什么时候在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用莆仙方言大声地呐喊？

       溪水无声，蒲草青青，有几片云朵又簇拥着皇冠般端庄的壶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