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文献名邦历史由来

莺歌

莆田文献名邦历史由来

  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的《户口考》里说：“国以民为本。民数登降，国本 安危系焉。昔《周礼》：小司寇氏掌民数，凡男女生齿以上皆书及。三年大比，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所以重民数者，重国本也。”说明在很早时候，民本思想就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春秋后期，孔子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富民、教民，带头讲仁义礼智信忠等。后来孟子直截了当地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要是不重视国家的治理，老百姓跑光了，或社稷丢了，那国君也就当不成了。国是这样，县也是这样，以民为本，汉代人数万人，方可置县。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口增长成了评定县治政绩的三大因素。

       从历史记载看出，莆田置县后，发展趋势很好。《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莆田县，别称莆口，故县也，建置自陈始……光大二年（568年）分南安地置莆田县，属丰洲（今福州），寻废，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年)，析南安地别置丰州（今泉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地置清源县（即后来的仙游县）……”这说明唐再次置县后，70多年间莆田较快发展，不但经济文化发展了，而且人口增长，还诞生了个仙游县，由原来的一个县发展为两个县。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林居裔起义在仙游百丈镇爆发，后以招安结束。次年，北宋政府建兴化军以游洋为军治。与此同时，置兴化县，为兴化军首县，以林居裔的住宅为县署。兴化军下辖三县———兴化、莆田、仙游。八年，迁军治于莆田。从此以后，莆田升为郡级，与泉州等郡平起平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宋制，县分望、紧、上、中、下五等，莆田县为望县。”这就是说，自置县以后，莆田不断发展，到了宋代，她不仅是兴化军治，下辖兴、莆、仙三县，而且又是全国一等县的县治。

        遗憾的是，有关莆田县令方面的记载却从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2年）隐之以司功参军摄始，接着陆衍以司马知。唐敬宗宝历三年（827年），孔子的四十一世孙孔仲良以儒林郎知。以后唐懿宗咸通时（860-874年）李丹以祠部郎中知。唐代莆田县令记载下来的就这么四个，而且“皆摘《宋书》”。至于具体内容，却难于找到。幸好，我们从置县的条件中了解了一些历史常识，才看清她的整个发展趋势。
《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五在记载宋王宝隆知县的业绩之后说：“治国以农为本，治农水利为本。予修《官监》，凡守令创一塘、一陂、一沟渠而必录者，所以重农事也。”这里的两个“本”恰好为我们研究古代莆田经济发展提供了线索。
         二、地方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黄仲昭在《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中说：“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贞元（785-804年），然迄于五代（907-960年），仅十有三人而已。”“宋（960-1279）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余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余年于兹，莆之歌《鹿鸣》而升为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宋矣。”（《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
这一记载说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兴化军后，随着地方政权建设的加强，莆田在科举中得中进士者不断增多。早在隋炀帝时（605-618）就开科取士，但是莆田却直到唐贞元时才有零的突破，比人家落后了近两百年，且一个半世纪后也只有十三人，和宋三百年间成就相比，那真是一石差九斗！引人注目的是，置郡后，在各地先进文化的不断推动和促进下，莆田恰似千年沉睡的雄狮，“醒”了，兴了！到宋神宗时（1068-1085年），莆田不仅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木兰陂，而且莆田徐铎、仙游薛奕还把同科文武状元的桂冠给领了回来，宋神宗激动得诗兴大作，称这是“一方文武甲天下”。
宋初莆田置郡后，来郡任守令之职者大多是学者型人才，如宋首任知军著作佐郎段鹏、曾任御史的曹修古和明曾入阁预机密重事的成化知府岳正等。他们的到来往往重视移风易俗，引起官风、民风直至学校教风、学风的大转变。与此同时，为郡县学校实际解决问题，增加学田和经费，不断完善办学条件。所以，地方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证。
由于元代不重视教育，元初莆田学校公共财产被寺庙、豪强地主所霸占，难以解决。
明朝建立后，兴化府郡守县令依法办事，学校教育恢复和发展迅速。莆田县学，宋时附于军学之中，元迁薛公池上。洪武三年，知府盖天麟重修兴化府学，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饰两庑像，改道化堂为明伦堂。洪武四年，知县周从善重修仙游县学，照例改尊道堂为明伦堂；二十九年，莆田知县王文焯来任，修建县学，创后堂，匾曰进修。复新会馔堂，竖灵星门，创米廪于学之西。永乐四年（1406年），在兴化府学，通判孙呅、教授傅显立进士题名碑；在莆田县学，也立进士题名碑，佥事高勉为记。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进者，彬彬辈出，不可胜记。以天下视之，独八闽与江右相颉玩；自八闽较之，则莆于他郡为特盛；且郡属邑虽三，其所进率多莆士，是又邑敌郡也。”（《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这就是说，在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的强县。
       据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在明代，莆田学田的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拨田，这是学田的主要来源。二是发动民间捐田办学，是增加学田行之有效的途径。三是发动地方政府官员捐资办学。四是地方政府财政节支款买田助学。明代莆田学田的变化说明，政府拨田和民间捐田兴学，为文献名邦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三、勤奋好学、不甘落后的家风是莆田文献名邦形成的地方特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能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文献名邦一要人才，二要著作，缺一不可。但是人才难得，没有相适应的家庭生活，就培养不了人才来。首先从莆田第一名进士林藻的家庭说起。
        据《重刊兴化府志》记载：林藻，字纬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万宠，饶阳太守。父披，字茂则。生子九人：苇、藻、著、荐、晔、蕴、蒙、迈、　。
“藻少有志尚，耻为遐服农人。其言曰：‘张九龄生于韶阳，陈子昂出于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诸弟以明经、进士各专其业，与欧阳詹及蕴读书于龟岩。”结果是：“苇，端州；藻，容州；著，横州；蕴，邵州；　，福唐州，皆刺史。荐，韶州；晔，沧景州；皆司马。蒙，金吾卫。迈，司州长吏。时号九牧林氏。”九个兄弟都做了刺史级别或以上的政府官员。
        林蕴在莆田西天尾澄渚创建了福建第一所书堂，为九兄弟求学，攀登文化高峰提供了条件。“读书十年，藻举进士，蕴擢明经”，之后著、荐、应（苇之子）、荪（蒙之子，余杭县令）、凭（荐之子）、翱（藻之子）、翊（翱之兄，校书郎）、晔、　、愿（蕴之子）、同（愿之子，莆田令）等12人，都是明经及第。就是说，唐代莆田明经及第共18人，林披和他的子孙占去了14人，说明学有所成，成绩显著。
         其次，“世味无所嗜，唯嗜读书”的学风造就了莆田历史上众多优秀的文献著作。
         郑樵，宋时兴化县人，明废县后为莆田县人。“父国器，太学生，尝鬻己田筑苏洋陂，人食其德。没于姑苏。樵年十六岁，夏，徒步护丧归葬。自是谢绝人事，结庐越山下，闭门诵习。既（继）又筑草堂夹漈上以居。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读乃归。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专以讨论著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上奏编《通志》的意向后，“授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力乞还山，自监南岳庙还家论著。阅四年，《通志》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
无独有偶。宋时历史学家郑樵是如此，明时历史学家柯维骐也是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说：“维骐举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又说：“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
      从郑樵“举遗逸二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队伍往往存在隐逸们之中。尽管生活环境差，但因“惟嗜读书”，对科学研究十分爱好，非常专心，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其三，不少莆田人为官社会责任感强，铁面无私，上疏揭露奸佞 阴谋诡计，誓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特别是明代，许多有影响力的奏疏往往出自莆田县籍官员之手。据《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记载，黄巩，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为刑部主事，掌诸司奏牍。历职方武选郎中。十四年（1519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开门见山地说：“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一共六条，宗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矛头直指江彬一伙。由于写得好，员外郎陆震“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那天，朝中有一百多人参加上疏，无不受到江彬一伙打击报复。过了两天，林大辂（莆田人）等三十三人也不怕死，上疏论救，“愿与诸臣同效死，并下诏狱”。通过斗争，明武宗最终只好取消南巡。
又据《明史·武宗本纪》说，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莆田人）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鞠治，杖杀之。”
       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七《名臣传》记载，明人翁世资、陈俊、彭韶、陈音、林俊、郑岳、林有年、方良永等的奏章都富于战斗力。这是古代莆籍政府官员的特色之一。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巷两端各建造一座木坊 ，匾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万历十六年（1588年），知县孙继有改题为“壶兰雄邑”、“文献名邦”。光绪十一年(1885年)，知县徐承禧重修壶兰雄邑坊；二十八年，邑人江春霖等重修文献名邦坊。几百年间，提起文献名邦，莆田人引以为豪。




                                               来源：小鱼网
      回顾历史，5000年的文明史给莆田留下什么呢？可以自豪地说，莆田人是幸运的。审视走过的历程，虽然起步较晚，仅1000多年，但世人给莆田文化历史冠以“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赞誉。

　　　自中原汉人南迁带来华夏文化与当地古闽越文化的交融、汇合后，激活了莆仙大地上的钟灵之秀，这里文风蔚起、人文荟萃，流传着“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的风流佳话。众观莆仙史上的名人归纳起来有“三多”。

　　　出仕者多。唐以来莆仙人进士之多，令人惊异。进士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的主流。莆仙地域自唐至清共产生了2300多名进士。在众多进士中，获状元及第的有徐铎、薛奕、叶剮、黄公度、郑侨、陈从龙、吴叔告、陈文龙、林济孙、林亨、林环、柯潜12人，获榜眼的有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李乔7人，获探花的有翁承赞、黄旸、林文、李仁杰、戴大宾5人。

　　　身居高位者多。人才兴盛是莆仙文化的一个优势，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一大特色。在中国宰相谱中莆仙人官至宰执、大学士职衔的有翁承赞、陈洪进、蔡京、蔡卞、蔡攸、叶顒、陈俊卿、龚茂良、郑侨、陈文龙、黄镛、周如盘、朱继祚等14名。还有30多名尚书、30名侍郎。蜚声朝野，名闻遐迩。

　　　名流学者多。莆仙古今诸多杰出人才，在某个专业或某个部门专心著述，成为彪炳史册的名流学者。如教育方面：有开莆田文化教育先河的宗师郑露兄弟、理学家林光朝；文学方面：有闽中文章初祖黄滔、“锦绣堆”诗人徐寅、大文学家刘克庄、著名儿童文学家黄衣青、散文家郭风等；学术方面：除黄璞外，还有学者郑岳、张琴，研究鲁迅的专家许怀中等；艺术方面：有宋四大书法家之一蔡襄、名画家李在、“波臣派”肖像大师曾鲸、莆田派“篆刻鼻祖宋珏”；书画篆刻大家郭尚先及近现代国画家李霞、国画大师李耕等；史志方面：有撰写《通志》的史学巨匠郑樵，编纂《八闽通志》的方志专家黄仲昭，编纂《宋史新编》的史学家柯维骐，编写《十国春秋》的历史学家吴任臣，编写《福建史稿》的史学教授朱维斡等；科技方面：有撰写世界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录》的蔡襄，制作“浑球仪”的天文学家陈绍叔等。

参考资料：《莆田文化丛书——文化概谈》
来源：莆田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