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演讲时的情景 （记者 李文军 摄） 编辑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千年一系，一脉相承，如何解读中国传统文化？6月5日，来随参加寻根节的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在[color=rgb(68, 68, 68) !important]随州神农大剧院举行的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扩大）专题讲座上，从泛道德论、泛哲学论、泛机变论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进行了阐述。王蒙的报告充满着辩证法的思维、与时俱进的要求，使我们很受教育与启发。本报根据读者要求，现将其报告内容全文刊发，敬请读者关注。
今天借这个机会，谈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文化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因为许多年以来，人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议论纷纷，非常关心。有的很激烈地进行批判、否定，也有的非常热情，称颂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千年一系、一脉相承等等。到底我们文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想试着很不成熟地提三个方面，作为中华文化的特点，这并不是定论，仅供参考。 第一个特点
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泛道德（泛善论）
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我称之为敬天积善，古道热肠。就是尊敬天地尊敬这个世界，多做善事，多有善心。古道热肠就是我们中国人往往相信在最远古的时候、大道始行的时候、炎帝及以前是最理想的。热肠，我们非常注重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相互援助相互扶持的关系。在中国，占上风的是性善论，就是认为善是最重要的。所谓泛道德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道德来解释许多问题，把道德看得最高。比如说从 《左传》上开始提倡，认为这一辈子有三不朽，有三件事做了以后是永远不朽的， “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自己的德行，能够给乡邻和社会树立一个榜样，你能够树立一个道德的形象，有德的完美。 “立功”就是你要有功业， “立言”就是有言论，这就不多说了。把立德放在前面，《尚书》里面讲，才而无德谓之奸，你如果只有才没有德就是奸人。勇而无德谓之暴，你很勇敢但是你没有道德的约束，你动不动就发火，你是残暴的，你是暴力倾向，你是暴力分子，不足为恃，不能当榜样。然后是辩而无德是为诞，你会说很会辩论，但是你不讲道德，这样的人是荒诞的，是瞎忽悠。还有一个智而无德谓之谲，就是计谋，只会好计谋但是你没有道德。
道德是一个首要的标准，是一个普遍的标准，尤其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把道德作为权力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为什么天子有这么大的权力，受命于天。天是充满着美德的，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就是道德的最高表率。所以皇帝这个统治集团，权力系统的合法性就在于德和善，它是大德大善的表现。这个解释一直受到各种质疑，老庄有质疑，法家也质疑。法家更注意的是权力。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道德，此说深深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为人民所喜爱所接受，各种统治者的道德故事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所服气。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就是统治与被统治都带有一种道德的色彩，都要道德化。儒家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做君王的应该有做君王的文化和道德义务，应该英明和公正，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道德标准，很忠诚，应该敢于向君王说真话、该提意见提意见，同样父子也是一样，父亲应该慈爱儿子应该孝顺，这些观念深入中国的人心。
中国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权力道德化，把权力文化化，把权力秩序化。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权力的，从古代到现代都非常重视权力，但我们认为权力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且权力也不仅仅是靠暴力的手段。我们都会看到权力的武化，武化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马克思也是这么讲的，什么叫做国家，国家就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什么是国家机器，就是法院、监狱、军队、警察，这是权力的武化。但同时中国人更喜欢讲权力的文化，比如说炎帝，教给大家种地，教给大家使用农具，教给大家播种，春种、夏耘、秋收、冬藏，而且炎帝还教给老百姓尝百草，哪些有药用，在哪些情况下应该吃什么样的植物。尤其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说法，炎帝还发明了很多的乐器，能够和天地而成乐，能够创造使天和地能够协调的音乐，这就是把权力文化化了。把权力文化化有许多质疑，比如说孔子提出以德治国，孔子甚至还提出以礼治国。礼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礼貌礼仪。礼指的是尊卑长幼的秩序，通过尊卑长幼的秩序使这个社会不至于混乱。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这个说法是虚伪的，是做不到的，因为从中国的历史上说，真正的靠德行治国、靠行善治国的人绝无仅有。一般的认为只有西汉的“文景之治”，就是汉文帝汉景帝做到了仁政，甚至认为他也做到了道家的 “无为而治”，其他的时候权力的问题是相当带着暴力色彩、武化色彩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非常重视、珍视中国把权力道德化的这个传统，原因有两条。
第一，虽然中国从权力运作的规则上，似乎缺少对权力的监督，但是事实上对权力有一种文化的监督、道德的监督、秩序的监督，这个监督而且很厉害。大家看一看古代皇帝的一些故事，就会发现皇帝做一些事情绝非一帆风顺，相当地困难。因为他的一些臣子们，周围的那些人都用道德作为一个尺度，来限制皇帝的某些行为：你这样做是不符合这个道德的标准的，是不是符合这个礼的秩序的。甚至于中国从古代看，一方面有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有效的运作，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有权力被颠覆的过程。权力被颠覆的时候它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掌权者被斥责为“无道昏君”。
这个 “无道昏君”的说法是有它深刻的道理的。因为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老子说，天道啊就跟拉弓射箭一样，你哪一边劲儿大一点就减小一点，哪一边劲儿小一点就增强一点。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把那些过于有余的要拿一点给弱势的人。而人之道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人之道是什么情形呢？常常你越是弱势你越是被压迫、被剥削、被压榨。老子的这话是非常厉害的，这像共产党的话，这像革命党人的话，愿天下穷苦人都解放。所以，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口号就是“替天行道”，天道就是要杀富济贫，就是要劫富济贫，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而人之道，人间常常发生的事情是优势、强势的人压榨弱势的人。这是第一条，就是说这种以德治国泛道德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权力的文化的监督与道德监督，它有海瑞啊、包公啊、各种忠臣啊，它很厉害。
第二，礼失求诸野，就是如果朝廷上没有完全按照道德化的原则来运作，那怎么办？不等于老百姓放弃了请权力机关按道德的原则来做事的这样一个愿望、这样一个幻想、这样一个期盼、这样一个督促。所以我曾经说过，以为道德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至今仍然以半部论语能治天下，那就是自绝于现代化。反过来说如果认为中国的泛道德化一文不值，全部虚假，全部不中用，而完全追求全盘西化的现代化，那就是自绝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自绝于老百姓，自绝于人民。
拿我们国家来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2001年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曾经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对此，各地也跟着说了一下，但是也有不同看法。很多年以后在正式的文件里没有再提。但是在前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就是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央文件里又正式地提出来要“以德治国”，这说明“以德治国”的问题仍然在我们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我还要顺便讲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以德治国”里面包括了政治道德，而中国的政治道德提倡的是一种老成持重的政治道德，它并不无条件地提倡竞争，提倡优胜劣汰，而是有条件地提倡竞争和进取，尤其是它重视人们的中庸之道。
中庸在政治道德里面、在中国的历史上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林语堂他也论述过，他说中国的道德欢迎的是一种少年老成的道德，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道德。好坏我们先不说，他不是那种很富有冒险精神的道德，而是指那种持重的道德。有时候不同的文化很有意思，我看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每次从飞机舷梯上下来的时候，他手作小跑状，有点像咱们的列兵、受过士兵的训练一样，然后小步跑着，当然跑得并不很快，就从舷梯上下来了，可能这表示他身体健康充满活力。但中国高级的领导很少有小步跑的这样的镜头出现。这里有一个原因，我这里随便聊一聊供大家参考。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它做到没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它的核心理论是权力的多元制衡，就是不同的权力互相制衡，你也不能做过了，我也不能做过了。中国没有这个多元制衡的传统，你搞多元制衡会把国家搞乱。但是中国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常常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的。比如赵氏孤儿就非常明显，原来赵家很牛、很厉害，而且也有某些不良的事迹，弄权啊，弄权逼得晋国的国王都活不成了。但是后来慢慢地它被屠岸贾所剪除。由于留住了孤儿，又过了将近三十年，翻过身来了。而且据说水文学也认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从河流、水的走向上很合乎道理，经常三十年一变，改变一下水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道德里就包含了很多勿为已甚、留有余地，不要赶尽杀绝等等这一类的主张、这一类的看法。
中国有一些说法我年轻的时候感到很纳闷，比如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十年树木”好说，一棵树种上了，一棵树苗栽上了起码你要看十年你才知道它长得好不好；这“百年树人”我怎么听都听不明白，你要培养我你准备培养我一百年？或者一百年后你要任命我到县里工作？那时你到哪儿找我去呀？它强调的是一个时间长。另外我听大作家丁玲说过，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跟她讲，说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我也不懂，怎么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呢？我那个时候才20多岁，你要看我30多年，我50多岁了，都没戏了。后来我才明白，因为中国的政治平衡它拉的时间长。所以我认为要看一个干部至少要观察31年或32年，前30年他都是河东的时候闹得挺欢实儿，一到河西他把你卖了，河西的时候又两年没卖你这个人还差不多、靠得住。当然这都是当笑话来说。就是说中国有这种特色，要求老成持重，要求讲政治道德。就算你权力再大，一时半会好像没有人管住你了，但实际上有一种道德和文化在监督着你。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有争论，我都不便于说这个争论的过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以德为先的这个主张，仍然是被普遍接受的，比如组织人事部门仍然提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我们现在的观点应该也差不多，“才而无德谓之奸，勇而无德谓之暴，辩而无德谓之诞”，我们到现在还在接受这些观点，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但是德也有一个问题，它不像法律那么具体，很容易变成一种道德激情，变成是一种感情，变成一种群众的舆论，所以这个德有的时候又缺少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所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感情性的文化，德国的文化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化，印度的文化是哲学性的文化。中国注重感情注重情谊注重情面，在政治家里面中庸之道是最重要的政治道德，在老百姓里面就是维护情面维护情谊，尽量不伤人这就是最有道德。这里一个最精彩的例证就是《红楼梦》。《红楼梦》里，王夫人丢了玫瑰露，玫瑰露是一种浓缩饮料，大家都判断是彩云偷了的，彩云偷了给了贾环，就是赵姨娘的那个儿子。但是彩云不承认，反咬是银钏偷了玫瑰露。当时探春代理王熙凤主政，由平儿负责处理这个玫瑰露的失窃问题。平儿如果要揭露出玫瑰露是彩云偷了给了贾环，怕探春的脸面不好看。于是平儿就找了贾宝玉来顶缸。贾宝玉是凡是女孩儿的事儿一律帮助。平儿就召集会议，把银钏、彩云、还有宝玉府上的丫头一大群人，把王夫人身边工作人员都找来了，说玫瑰露丢了，谁偷的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她是我们的好姐妹，我不愿意给她指出来，尤其是投鼠忌器，我怕指出来伤害一个有头有脸的好人，有头有脸的VIP，现在这件事情解决了，二爷贾宝玉愿意顶缸，二爷已经承认玫瑰露是他偷的，现在我宣布结论，玫瑰露经过彻查结论如下：是贾宝玉偷的，谁也不许再废话，谁废话别怨我不客气。彩云一听面红耳赤、良心发现，赶紧说：好姐姐对不起，是我偷的，是我坏我做错事。《红楼梦》是这么写的，彩云这么一表示，大家都觉得彩云侠肝义胆，成了英雄人物了。然后由平儿再次宣布一遍，刚才结论已经做过了，做过历史结论了，是贾宝玉偷的，还胡说八道干什么，要挑战我们贾府的秩序吗，谁也不许废话了，此事到此结束。这么处理我看觉得这平儿真是了不得。这是中国的情面观念。
可是这个呢，如果让德国人来看这段书，你把他打死他都不明白，他有可能急得上了吊。因为你说是贾宝玉偷的，怎么会是贾宝玉偷的？事情不管你怎么处理，不处罚都没关系，但得搞清楚是谁偷的呀。这德国人是这么想的。我们认为这么做是非常地好，当然在求真上、原则性上不如西方。所以过份地强调道德也会造成一些麻烦。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必须认识的中国文化的第一大特点。
第二个特点
中国文化的泛哲学论（泛一论）
中国人喜欢的是“万象归一”，“九九归一”。不管它怎么复杂，最后它要总结起来。我们中国文化有一种对概念的崇拜，我们认为事物不管怎么复杂，大概念管住的是小概念，认为事物不管怎么复杂都有很多共同性。比如说中国有一种说法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国人认为，你当宰相也好，当医生也好，首先需要仁心仁术，就是治病救人之心，慈善济世之心。《红楼梦》里面有一段关于医生的描写也非常奇怪，这跟西方的文化绝对不一样。秦可卿得了怪病，下身流血不止，请医生来看。说是请来的这位太医是翰林院的翰林，这跟专门给人治病的江湖郎中不一样，他平常一般不给人看病。中国人认为，业余的医生比专业的医生更好，这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得通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业余的医生本身是大学问家，是大哲学家。他用学问、哲学、阴阳五行来给人治病比那个只会几个药方或者用针扎几个穴位强多了。他崇拜着大概念，他注意事物、各种名词之间的关系。
这里我需要说一下，我们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没有非常统一非常强烈的宗教？其实这个宗教里的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概念，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存在。你到天主教堂里面去，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画像，你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你可以看到耶稣十二个大弟子的画像，但是没有上帝的画像，说明上帝也是一个概念。在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人同样是追求终极概念。终极要求最高的概念，在老子庄子来说就是“道”，但庄子有些地方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通”，万物皆通。孔子他也讲到 “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掌握了道，晚上死了也不遗憾了，“道”有一种高于生命的终极价值。孔子讲“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就是说我们在寻找一个最高的概念，认为有了这个概念后，就万物皆通，万事皆通，事物表面上看虽然是非常庞杂、非常多种多样，但是最后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一两条。
中国人喜欢讲大概念，中国人看什么事物都是从最高处来讲。再说，中国人喜欢上纲，这和外国人的文化不完全一样，和西方的那种 “具体”可能不完全一样，以至于这个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思路感觉很奇怪。有些人研究中国人对外谈判的方法，说中国人对外谈判都先从大处说起。比如说我们两国是战略合作伙伴，第二你这个谈判人是对方派来的代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第三，我们现在双方的关系正处于一种健康向上、蓬勃发展、互补互利的状态。这些东西洋人听到这儿还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通情达理：我们既是战略合作伙伴，你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现在我们的关系又正在良好的势头上。因此，这笔买卖咱们就做了吧，请你把价降下来。这个外国人的思想就是，老朋友就是老朋友，讲价钱就是讲价钱，待会我们谈判完了再讲老朋友的事，你要请我吃饭我也参加，你要我请吃饭我得考虑考虑身上带的钱够不够，这是外国人的思维方法。
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也很有趣，你看美国人给中国人写信，名字写在最前头，门牌号接着，然后是具体的地址，然后是城市，最后才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和中国人的思路完全是相反的。中国人如果给美国人写信，按中国的规矩一定是先写美利坚合众国，然后是州，你得反过来。
所以我们追求这个大的概念，认为大的概念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而这个大的概念到底当怎么讲？既模糊又伟大，越模糊越伟大，因为太具体就不伟大了，又可以这么解释又可以那么解释。我们看中医也可以看得出来，看中国的语言文字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特别注重隶属关系。所以从孔子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命名，因为给你带上一个概念的帽子就决定了你的命运。比如说你是忠还是奸，你是善还是恶，你是仁政还是暴政，你是明君还是昏君，你是孝顺还是忤逆，这一切的一切只要帽子戴对了，一切也就迎刃而解。“文革”的后期我亲眼看见过许多老干部、老延安，急着让组织上给他做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你说我的一些问题，说的不太妥当的话，有些事情办得不太漂亮，但是你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
所以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总结，喜欢上纲，喜欢高屋建瓴，从最高处往下推，这个我们是可以有所认识的。它的好处是你起码看中国式的理论文章忒带劲，它的差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缺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个特点：
中国文化的泛机变论（泛易论）
中国人很注重道德情操、道德舆论、道德反映，中国人很注重哲学概括，利用高高举起的而又君临一切的这样一种理论的优势。但是同时中国人又非常善于承认事物的相反相成，或相互转化，这个和中国的历史有关系。中国很长的历史长期是战乱、纷争，瞬息万变的格局，培养了中国人的一种聪明，一种自我调整的能力，抵抗命运的能力。他不给自己、不让自己陷入死胡同。中国对有些事情的这个相反相成的看法是西方所无法想象的。
早在孔子时期，孔子就说有个人叫宁武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智”，当那个诸侯国家有道、有章法、治理得很好的时候，他也就聪明了，他可以参政议政啊，可以研究学问啊，他可以出来做官啊，他则“智”；“邦无道则愚”，遇到这个国家有点乱，情况有点不妙，大事不好，宁武子一下就傻了，说话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今天的事早晨说的晚上就忘了。然后他说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宁武子他的聪明劲儿你可以学得到，也好学，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傻劲儿你学不像。这太好玩了，这孔子自愧弗如的人是谁？是宁武子。哪一点他比不上宁武子呢？就宁武子他聪明，“邦有道则智”，各方面运作有章法的时候他很聪明，“邦无道”，进入乱世了则愚，他能变得很傻。孔子就叹息，说你看，他聪明我可以学上，他那傻劲儿我硬是学不上。像这种说法就非常奇怪，说你学他傻干什么，但中国人就认为必要的时候就要学傻才行。
到了老子那儿，也就是道家这一批学者，他们提出很多相反的命题，比如说“大智若愚、大辩若讷”，就是最会说话的人说话结巴，“讷”就是说话嘴巴里面含着茄子一样说不出来。真正满腹经纶，真正学问极高、口才极高的人，他不说话。这有点像英国那个说法，沉默是金，好话是银。“大方无隅”，就是说你这个人非常地方正，那么你这样的人是没有棱角的，因为你无意伤害任何人，但是你做什么事按自己的原则去办，还看不出你的棱角来。“大器晚成”，你越是一个大的材料，你越成就得晚。在马王堆里出土的那个版本的《道德经》里是 “大器免成”，我个人觉得 “大器免成”说得更好，你越是个大东西，你永远成功不了，你怎么成功啊？包含的内容太大了。一般小东西很容易成功，一瓶矿泉水做成了就是成了，但是你要想净化整个的海洋，你永远也没有完结的时候，所以 “大器免成”。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倚”，这是毛主席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祸福也是互相转化的。
政治上的一些说法更有意思，比如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世人都研究一个出世和入世的问题：我是参加到朝廷的这个政治当中，还是我跟朝廷的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中国人有什么说法呢？就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就是我随时地准备撤退，我随时地准备回到山林当中，但是我现在该尽的义务我还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中国还有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你自己不想太锋芒外露，也不想参与太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最小级别的那个隐士就到山野之中。中等那个级别的可以到城市人们聚居的地方。唐诗里有一句话叫 “心远地自偏”，由于我的心跟一般的人保持相当的距离，所以我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你甭管他偏僻不偏僻，你就住在市中心也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因为跟谁也不接近，也不过多地交流。这说的都是古代的事情。“大隐隐于朝”，大隐可以隐藏自己，在朝廷之中不过多地表现自己，你尽管已经成了大人物了，已经成了朝廷里边的高级官员了，已经出将入相了，但是仍然保持自己相对比较平和、比较超脱的一种心态。
中国人还喜欢讲“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水太满了就该漾出来了，月亮太满就开始亏了，诸子百家先秦的时候有说，太阳正中的时候也就是开始往斜处走的时候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所以说中国人随时能调整自己。关于中国人调整自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英国的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美国的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他们都发表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言论，他们都说搞改革的结果，苏联和东欧可能要崩溃、要垮台，因为苏联和东欧的那套制度本身就是和改革的方向不相一致，社会主义国家里唯一改革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这是撒切尔夫人和布热津斯基都讲过的，都体现中国的这种变易，这种随时的调整。
我还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我去江苏的镇江。镇江有一个美国女作家，中文名字叫赛珍珠，她的父亲是传教士，童年时跟她的父亲到镇江生活了几十年。这个人在晚年曾多次给美国的政要写信，她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几千年的历史中碰到过各种各样的灾难和困难，水旱、瘟疫、地震、疾病、流行病，但结果中国人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增多，成为一个庞然大国。经过这么多的困难，而仍然能保存下来的，证明是最优良的人种。当然我们不一定采用她的这个说法，也不说我们的人种如何如何，但是她认为中国人有这个能力，就是别人不能忍受的东西他能忍受，别人过不去的东西他能过得去，他能自我调整，这个说法也还是很有趣。
老子也有很奇特的说法，他认为 “柔弱胜刚强”。他说柔弱是有生命的象征，好比一个树枝，刚强是它死了的表现，它很软，就证明它还活着。我们还有其他很多这一类的说法，比如“韬光养晦”、“不露痕迹”等等，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讲的道理非常之多，“谦虚使人进步”，“喜怒不形于色”……当然这些东西按现代化的要求，不见得都是最好的。所以鲁迅曾经很沉痛地、也是相当极端地说不要读中国书，他说读了中国书让你的心太静了，你的心都静下来了，缺少一种斗争精神，缺少一种奋进的精神。但是中国所养成的这样一些中国的文化性格，这样一种文化选择，我们知道对我们依然有很积极的意义。当然如果谈起中国的文化来说可多了，可以从阴阳五行上谈，可以从中国的民俗上谈，尤其是可以从中国的汉字，汉字的特色、汉字的结构，从中国的语言文字上谈。这里头有很多东西不是可以完全百分之百地肯定的，因为我们还有大大的创造空间；又不是简单地否定，否定了中国的文化，就是否定了自己和这块土地的联系，也就否定了自己和这块土地上广大人民的血缘关系。今天我略作介绍，供我们发扬这些美好的东西，同时按照邓小平所讲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创造性地、发展和革新我们的文化。
(记者 陈创新 金培珊 陈琳 张琴 冯家园 整理）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心之力网
( 闽ICP备2022015686号 ) 
|
百度统计
发表于 2014-2-20 12:3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