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媒体报道中很多都提到您与父母的争执,称您的父母“内心饱受煎熬”,父母的态度是您遇到的最大阻力吗?
L:媒体上常说我父母不同意,其实父母是非常爱我的,他们也愿意给我一个尝试的机会。恰恰是因为媒体的炒作,给我父母很大压力,导致他们在一段时间中对此耿耿于怀。很多媒体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能他们恰恰代表的是最保守、落后的社会成见,给那些行为有别于大众观念的人以最无情的打击。其实中国自古就有这个毛病,社会舆论是不给个人以空间的。你们看看鲁迅的文章,想要做点革新的事情吗?那些看客的吐沫星子已经把你淹死了。
C:媒体报道具体对您和家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您长久以来都没有做出回应,直到今天愿意与我们分享?
L:应该说,这些炒作给我的家人带来很大麻烦。其实这几年来的报道多是一些陈年的往事,很多还是编造的,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也不想成为大众的焦点,所以一直拒绝采访。但每次又有人把这些往事炒起来,就会有很多人去骚扰我的父母、亲人、老师、同学,还经常违背新闻道德,捕风捉影,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我想说,这些媒体让我挺愤怒也挺无奈的。我是一个平和的人,但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对于这些缺乏独立思想,全靠炒作过活的媒体,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品味,以后也不会接受他们的采访。我也希望北大的同学不要迎合这类媒体,不要把第一手资料给他们。
因为媒体它喜欢炒作,你给他一点信息,他就会捕风捉影把它放大。佛法里有句话叫做,“是非以不辩为解脱”。自从我出家的事情被媒体关注以来,有很多人来找我,前几年我是能躲就躲。但有一次还是被撞见了。当时我还是居士,一位法师正带我们出去散步。有一位母亲,为了她自己的一些人生困惑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来找我,在我们出去的路上等我。我当时想赶紧躲起来,那位法师比较慈悲,他对我说:“人家这么想见你,你就和人家交流交流吧。”于是我就留下了,和那位母亲谈了约一个小时吧。但以我当时的水平,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只能告诉她,一个僧人的成长周期是很长的,至少需要五年吧。她当时挺遗憾的。
前不久,她又来找我,留言给我说:“五年过去了,你能见我一面吗?”这一次我又拒绝了她。但拒绝了她之后,我仿佛感受到一种召唤,来自广大的人群。我就想,我是不是太决绝了?我希望把佛法学好之后再面对大众,但什么叫学好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也许大家需要我发出一些声音了。这也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一个原因。
C:您现在与父母的关系如何?他们现在持怎样的态度?
L:他们都还好。我母亲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还有国际催眠师,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心理学的培训讲座。我在她的影响下,对心理学也很感兴趣,今年刚拿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目前还在参加“京师博仁”团体辅导师的培训,也许今年就能拿证。我们平时在心理学上也会有一些交流,所以母亲也是我的一位老师。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告诉我,她在整理我高中时候的文集,准备出版。当时我正忙,而且也不想过早地面对公众,我就请她再等等。3年过去了,现在她开始继续整理我高中时的文章。
我父亲喜欢音乐、摄影,梦想周游世界。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只有南极洲和南美洲没有去过。他还到世界各地的中学去考察物理教学的情况,学习他们的经验。他有时会给我发来一些游览中的照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很放心。
上次父亲节我才跟我爸通一个电话,和我妈经常会微信联系,讨论些心理学的问题。可以说,他们越来越释然。
C:您觉得比较理想的家庭关系是怎样的?
L:首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选择;其次,不是说没有关系,应该去相互照顾、相互尊重。我觉得西方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很多中国的父母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他们的一辈子就投在子女身上,子女成家了,有了孙子之后,就投在孙子身上,没有为自己而生活。
C:如您所说,您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追求,向往更高的境界和自由,而您对于自由也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是十分不寻常的。在您看来,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您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
L:首先,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对自由骨子里面的热爱。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柳智宇,对我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智”是智慧,就是追寻心灵的一种东西,然后“宇”呢,是一种比较开阔的格局。
不过我学习佛法之后,我所理解的自由就会有些不同。佛法注重内心的一种自由,和外在的因素不太一样。比如说,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他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念是受很多东西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吃饭时的心念就受厨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第一印象也不是当下能够控制的,而是我们过去的一种积累,比如说,见到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会很讨厌,觉得和他性格不一样,想控制也控制不住。或者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要不断地拖延、不断地逃避。当然,心理学里面对这些问题讲得挺多,很多时候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以才需要心理学,需要心理咨询。如果每个人想不痛苦就能不痛苦的话,那心理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所以我是更侧重这方面的一种自由。
当然,我在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对它的理解还是会偏于另外一边。佛法里面有很多戒律,以及对人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其实是为了帮助人去训练自己的心,并不是要束缚人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一点的话,尤其是最初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会展现出非常拘谨的形象,就会让我们父母觉得难以接受。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买面包,我就说这个面包不能买,因为我对它起贪心了。父亲就很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教条,这么磨叽。慢慢地,我对佛法的理解才变得更加的灵活,和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去考虑到别人,同时对自己也不会过于严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内心的自由和外界的自由也是可以协调的。
C:您强调自由,但同时又强调爱国、社会责任,怎么去平衡这两者呢?
L:一方面,自己要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些去服务于社会的道路,现实上要有所妥协,适应自己所处的团体和时代。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随众”,大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另一方面,人不能被他的社会角色和定位所绑架,他始终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便他是一个团体中很重要的人物,也要不断地有一种自我的反思、自我的批判,对自身和环境都要有所反思。所以我觉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其实很重要,思想能自由,心灵才能自由。同时,只有秉持独立的思考,才能真正为社会和时代负责,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
图片|当阳玉泉禅寺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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