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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文献名邦历史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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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6 16:05: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莺歌 于 2019-7-26 16:13 编辑

莆田文献名邦历史由来
  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的《户口考》里说:“国以民为本。民数登降,国本 安危系焉。昔《周礼》:小司寇氏掌民数,凡男女生齿以上皆书及。三年大比,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所以重民数者,重国本也。”说明在很早时候,民本思想就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春秋后期,孔子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富民、教民,带头讲仁义礼智信忠等。后来孟子直截了当地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要是不重视国家的治理,老百姓跑光了,或社稷丢了,那国君也就当不成了。国是这样,县也是这样,以民为本,汉代人数万人,方可置县。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口增长成了评定县治政绩的三大因素。
       从历史记载看出,莆田置县后,发展趋势很好。《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莆田县,别称莆口,故县也,建置自陈始……光大二年(568年)分南安地置莆田县,属丰洲(今福州),寻废,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年),析南安地别置丰州(今泉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地置清源县(即后来的仙游县)……”这说明唐再次置县后,70多年间莆田较快发展,不但经济文化发展了,而且人口增长,还诞生了个仙游县,由原来的一个县发展为两个县。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林居裔起义在仙游百丈镇爆发,后以招安结束。次年,北宋政府建兴化军以游洋为军治。与此同时,置兴化县,为兴化军首县,以林居裔的住宅为县署。兴化军下辖三县———兴化、莆田、仙游。八年,迁军治于莆田。从此以后,莆田升为郡级,与泉州等郡平起平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宋制,县分望、紧、上、中、下五等,莆田县为望县。”这就是说,自置县以后,莆田不断发展,到了宋代,她不仅是兴化军治,下辖兴、莆、仙三县,而且又是全国一等县的县治。
        遗憾的是,有关莆田县令方面的记载却从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2年)隐之以司功参军摄始,接着陆衍以司马知。唐敬宗宝历三年(827年),孔子的四十一世孙孔仲良以儒林郎知。以后唐懿宗咸通时(860-874年)李丹以祠部郎中知。唐代莆田县令记载下来的就这么四个,而且“皆摘《宋书》”。至于具体内容,却难于找到。幸好,我们从置县的条件中了解了一些历史常识,才看清她的整个发展趋势。
《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五在记载宋王宝隆知县的业绩之后说:“治国以农为本,治农水利为本。予修《官监》,凡守令创一塘、一陂、一沟渠而必录者,所以重农事也。”这里的两个“本”恰好为我们研究古代莆田经济发展提供了线索。
         二、地方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黄仲昭在《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中说:“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贞元(785-804年),然迄于五代(907-960年),仅十有三人而已。”“宋(960-1279)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余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余年于兹,莆之歌《鹿鸣》而升为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宋矣。”(《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
这一记载说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兴化军后,随着地方政权建设的加强,莆田在科举中得中进士者不断增多。早在隋炀帝时(605-618)就开科取士,但是莆田却直到唐贞元时才有零的突破,比人家落后了近两百年,且一个半世纪后也只有十三人,和宋三百年间成就相比,那真是一石差九斗!引人注目的是,置郡后,在各地先进文化的不断推动和促进下,莆田恰似千年沉睡的雄狮,“醒”了,兴了!到宋神宗时(1068-1085年),莆田不仅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木兰陂,而且莆田徐铎、仙游薛奕还把同科文武状元的桂冠给领了回来,宋神宗激动得诗兴大作,称这是“一方文武甲天下”。
宋初莆田置郡后,来郡任守令之职者大多是学者型人才,如宋首任知军著作佐郎段鹏、曾任御史的曹修古和明曾入阁预机密重事的成化知府岳正等。他们的到来往往重视移风易俗,引起官风、民风直至学校教风、学风的大转变。与此同时,为郡县学校实际解决问题,增加学田和经费,不断完善办学条件。所以,地方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为文献名邦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证。
由于元代不重视教育,元初莆田学校公共财产被寺庙、豪强地主所霸占,难以解决。
明朝建立后,兴化府郡守县令依法办事,学校教育恢复和发展迅速。莆田县学,宋时附于军学之中,元迁薛公池上。洪武三年,知府盖天麟重修兴化府学,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饰两庑像,改道化堂为明伦堂。洪武四年,知县周从善重修仙游县学,照例改尊道堂为明伦堂;二十九年,莆田知县王文焯来任,修建县学,创后堂,匾曰进修。复新会馔堂,竖灵星门,创米廪于学之西。永乐四年(1406年),在兴化府学,通判孙呅、教授傅显立进士题名碑;在莆田县学,也立进士题名碑,佥事高勉为记。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进者,彬彬辈出,不可胜记。以天下视之,独八闽与江右相颉玩;自八闽较之,则莆于他郡为特盛;且郡属邑虽三,其所进率多莆士,是又邑敌郡也。”(《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这就是说,在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的强县。
       据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在明代,莆田学田的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拨田,这是学田的主要来源。二是发动民间捐田办学,是增加学田行之有效的途径。三是发动地方政府官员捐资办学。四是地方政府财政节支款买田助学。明代莆田学田的变化说明,政府拨田和民间捐田兴学,为文献名邦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三、勤奋好学、不甘落后的家风是莆田文献名邦形成的地方特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能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文献名邦一要人才,二要著作,缺一不可。但是人才难得,没有相适应的家庭生活,就培养不了人才来。首先从莆田第一名进士林藻的家庭说起。
        据《重刊兴化府志》记载:林藻,字纬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万宠,饶阳太守。父披,字茂则。生子九人:苇、藻、著、荐、晔、蕴、蒙、迈、 。
“藻少有志尚,耻为遐服农人。其言曰:‘张九龄生于韶阳,陈子昂出于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诸弟以明经、进士各专其业,与欧阳詹及蕴读书于龟岩。”结果是:“苇,端州;藻,容州;著,横州;蕴,邵州; ,福唐州,皆刺史。荐,韶州;晔,沧景州;皆司马。蒙,金吾卫。迈,司州长吏。时号九牧林氏。”九个兄弟都做了刺史级别或以上的政府官员。
        林蕴在莆田西天尾澄渚创建了福建第一所书堂,为九兄弟求学,攀登文化高峰提供了条件。“读书十年,藻举进士,蕴擢明经”,之后著、荐、应(苇之子)、荪(蒙之子,余杭县令)、凭(荐之子)、翱(藻之子)、翊(翱之兄,校书郎)、晔、 、愿(蕴之子)、同(愿之子,莆田令)等12人,都是明经及第。就是说,唐代莆田明经及第共18人,林披和他的子孙占去了14人,说明学有所成,成绩显著。
         其次,“世味无所嗜,唯嗜读书”的学风造就了莆田历史上众多优秀的文献著作。
         郑樵,宋时兴化县人,明废县后为莆田县人。“父国器,太学生,尝鬻己田筑苏洋陂,人食其德。没于姑苏。樵年十六岁,夏,徒步护丧归葬。自是谢绝人事,结庐越山下,闭门诵习。既(继)又筑草堂夹漈上以居。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读乃归。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专以讨论著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上奏编《通志》的意向后,“授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力乞还山,自监南岳庙还家论著。阅四年,《通志》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
无独有偶。宋时历史学家郑樵是如此,明时历史学家柯维骐也是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说:“维骐举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又说:“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
      从郑樵“举遗逸二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队伍往往存在隐逸们之中。尽管生活环境差,但因“惟嗜读书”,对科学研究十分爱好,非常专心,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其三,不少莆田人为官社会责任感强,铁面无私,上疏揭露奸佞 阴谋诡计,誓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特别是明代,许多有影响力的奏疏往往出自莆田县籍官员之手。据《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记载,黄巩,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为刑部主事,掌诸司奏牍。历职方武选郎中。十四年(1519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开门见山地说:“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一共六条,宗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矛头直指江彬一伙。由于写得好,员外郎陆震“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那天,朝中有一百多人参加上疏,无不受到江彬一伙打击报复。过了两天,林大辂(莆田人)等三十三人也不怕死,上疏论救,“愿与诸臣同效死,并下诏狱”。通过斗争,明武宗最终只好取消南巡。
又据《明史·武宗本纪》说,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莆田人)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鞠治,杖杀之。”
       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七《名臣传》记载,明人翁世资、陈俊、彭韶、陈音、林俊、郑岳、林有年、方良永等的奏章都富于战斗力。这是古代莆籍政府官员的特色之一。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巷两端各建造一座木坊 ,匾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万历十六年(1588年),知县孙继有改题为“壶兰雄邑”、“文献名邦”。光绪十一年(1885年),知县徐承禧重修壶兰雄邑坊;二十八年,邑人江春霖等重修文献名邦坊。几百年间,提起文献名邦,莆田人引以为豪。




                                               来源:小鱼网
      回顾历史,5000年的文明史给莆田留下什么呢?可以自豪地说,莆田人是幸运的。审视走过的历程,虽然起步较晚,仅1000多年,但世人给莆田文化历史冠以“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赞誉。

   自中原汉人南迁带来华夏文化与当地古闽越文化的交融、汇合后,激活了莆仙大地上的钟灵之秀,这里文风蔚起、人文荟萃,流传着“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的风流佳话。众观莆仙史上的名人归纳起来有“三多”。

   出仕者多。唐以来莆仙人进士之多,令人惊异。进士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的主流。莆仙地域自唐至清共产生了2300多名进士。在众多进士中,获状元及第的有徐铎、薛奕、叶剮、黄公度、郑侨、陈从龙、吴叔告、陈文龙、林济孙、林亨、林环、柯潜12人,获榜眼的有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李乔7人,获探花的有翁承赞、黄旸、林文、李仁杰、戴大宾5人。

   身居高位者多。人才兴盛是莆仙文化的一个优势,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一大特色。在中国宰相谱中莆仙人官至宰执、大学士职衔的有翁承赞、陈洪进、蔡京、蔡卞、蔡攸、叶顒、陈俊卿、龚茂良、郑侨、陈文龙、黄镛、周如盘、朱继祚等14名。还有30多名尚书、30名侍郎。蜚声朝野,名闻遐迩。

   名流学者多。莆仙古今诸多杰出人才,在某个专业或某个部门专心著述,成为彪炳史册的名流学者。如教育方面:有开莆田文化教育先河的宗师郑露兄弟、理学家林光朝;文学方面:有闽中文章初祖黄滔、“锦绣堆”诗人徐寅、大文学家刘克庄、著名儿童文学家黄衣青、散文家郭风等;学术方面:除黄璞外,还有学者郑岳、张琴,研究鲁迅的专家许怀中等;艺术方面:有宋四大书法家之一蔡襄、名画家李在、“波臣派”肖像大师曾鲸、莆田派“篆刻鼻祖宋珏”;书画篆刻大家郭尚先及近现代国画家李霞、国画大师李耕等;史志方面:有撰写《通志》的史学巨匠郑樵,编纂《八闽通志》的方志专家黄仲昭,编纂《宋史新编》的史学家柯维骐,编写《十国春秋》的历史学家吴任臣,编写《福建史稿》的史学教授朱维斡等;科技方面:有撰写世界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录》的蔡襄,制作“浑球仪”的天文学家陈绍叔等。

参考资料:《莆田文化丛书——文化概谈》
来源:莆田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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