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传统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

弟子

传统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

作者：王保庆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搞好廉政建设，必须调动一切有利因素，需要全社会从不同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传统廉政文化已深深地融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甚至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组织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廉政文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弘扬民族文化，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的道义力量。
　　　　一、传统廉政文化观念
　　廉政建设的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复杂性是直接相关的。腐败是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就开始出现的社会消极现象。《诗经》中的《硕鼠》，暗示的就是贪官污吏不劳而获的腐败行为。随着封建私有制的发展，腐败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成为一种痼疾。消除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出于各种考虑也作出不少清除腐败的尝试，广大人民在反对社会不公的各种斗争中，也采用了多种斗争形式。由于我国长期不断的反腐败活动，因而在广大群众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心理积淀和思维定势。这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低估这种文化力量的作用。我国古代廉政的文化观念，主要可以概括为：1.民贵君轻。“民贵君轻”的理论是孟子根据战国时统治者治乱兴衰的历史观察所阐述的思想。他认为统治者能否得到或保持天下，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民贵君轻”的理论，看到了君主权力运用的限制性因素，在国家管理中，重视民心的向背，并警惕统治者的**和贪欲，从而为倡廉肃贪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历代开国君主，特别是经过农民起义**旧王朝而成为开国君主的，一般都比较注意自我约束、惩治腐败、整顿吏治、安抚民心。2.为民作主。“为民作主”就是封建社会的少数官僚，他们从封建统治者的大局着眼，通过对下层人民反抗腐败情绪的体验，自发产生的一种政治情感。其中以包拯、海瑞等为典型。这种“为民作主”的政治情感，具有为民请命、刚直不阿、藐视权贵、秉公办事、除暴安良的“公正”形象，在封建社会是很得民心的。“为民作主”，是封建社会的开明官僚的个人体验，是作为阶级统治成员在处理国家和人民关系中对个人应有的社会责任的认识，也是他们在行使法定权力时为维护统治阶级大局而在行政管理中的积极主动的表现。奉行“为民作主”观念的封建官吏，“执法持平”、爱护百姓、抑制豪强、打击贪官，给处于封建**重压下的百姓一线希望，延缓人民绝望、反抗的情绪。在封建社会，一批“为民作主”官吏的存在，构成了封建统治阶层的阶级矛盾调节机制。当君主需要人民支持时，他就褒扬“为民作主”的官吏，惩治腐败，形成较公正的社会氛围。当他政权巩固或贪恋权势时，又会为了个人地位的巩固而迁就姑息贪污腐败甚至不惜贬损“为民作主”的官吏。但不管在封建社会，坚持“为民作主”的官吏如何命运多舛，“为民作主”始终是反对腐败的重要文化力量。3.道德自律的清官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伦理政治的社会。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溶为一体，强调家国一体，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长期以来，在伦理政治的氛围下，逐步形成了道德自律的清官思想。清官思想就是以道德的自我约束为基础，在行使法定权力时，自觉抵制习惯权力的诱惑，廉于自身，廉于公职，廉于社会，做到清正、自约、不苟、不贪，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名节。清官思想是一种道德内约力量。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推行儒家文化，强化纲常教化，并用道德化、伦理化的方式来约束参与权力的人的一种难得的结果。清官思想一经形成，就会产生一股抵制外界物欲刺激、廉洁奉公、以廉养民的内在要求。尽管我国古代一些朝代腐败成风，但每个朝代都出现过像欧阳修、司马光、于谦、于成龙等“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廉吏。4.平均主义的观念。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纯粹自然经济状况的社会，小生产阶级在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小生产易于分化的动荡地位，社会物质财富享受的极端匮乏，使人们在管理和思想上容易产生将财富和资源平均分配的平均主义精神和政策，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减少社会冲突。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平均主义是一面唤起人民反抗贪暴的旗帜。“均贫富，等贵贱”，“不患寡而患不均”，“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几千年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观念，一直成为一种社会评价标准。在这种评价标准下任何人利用公共权力捞取一点好处，或比别人多拿多占一点物质利益，就会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容易导致公众的不满。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的观念是一种巨大的习惯势力。任何平民和统治者都要受这种社会评价标准、社会舆论的影响。它迫使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或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要求。例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他就很注意用平均主义的政策调和皇族与民众的矛盾，借此提高自己的威望。而公众用平均主义的尺度去衡量一切行政行为，也容易将一切不平等的行为视为不公。因而腐败的评价指向在社会上异常敏感，范围也比较宽泛，这使得各级官吏不得不注意这种社会评价，不得不以此来收敛自己的纵欲行为。只有在封建统治的国家机器异常强大或用非常手段统治时，才不会顾及这些社会评价而一意孤行。所以平均主义在中国古代也成为抑制腐败的一种文化力量。
　　　　二、传统文化对廉政建设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我们党的廉政建设思想也深深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新时期要下大力气反腐败，搞好廉政建设，必须对此有所认识：
　　　　（一）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民本”“重民”的思想十分丰富。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家、墨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孟子曾反复阐述他的“政在得民”的“仁政”学说，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P111)，“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2](P295)。所以，他告诫国君们，只有体恤民情、解民疾苦、争取民心，国家政权才能长治久安。荀子讲得更为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P152-153)西汉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4](P149)“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5](P152)唐太宗对民重君轻的思想体验更为深刻，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5](P358)魏征则引用荀子的话进而申述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5](P358-359)大凡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思想家，对民本思想都有论述，并能够体察民情，关心民众，因而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这种重民惠民的政策主要是当作统治手段的，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广大人民的真实利益出发。所以一旦他们的统治巩固了，或者只顾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横征暴敛，盘剥百姓，以致最后自取灭亡。而我们中国***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为政者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而成了***人的唯一宗旨和出发点，发展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思想。中国***不像封建统治者那样担心政权受到民众的威胁，因为它是把为人民谋利益当作党和国家的根本目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能够跳出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党要求***员的言论行为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政策和领导工作，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党廉政建设的前提条件。
　　　　（二）从传统的理想人格到***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
　　在理想人格标准方面，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都把改造社会、治国安民视为人生的最高归宿，都认为人生价值是在“济世”、“治国”、“安民”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大学》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理，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要培养极高的道德修养，即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德，有无私为他人为社会尽责任的思想、意志和能力。孟子还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6](P304)是一种进退自如的为人立世的态度，也体现了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历史上，这种理想人格的影响往往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和国家、为社会尽责、为百姓请命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许多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的英雄人物。这种理想人格的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少奇在《论***员的修养》一书中对此有很深的理解，并对此加以继承和发扬，成为***人修养的一部分。毛泽东一代领导人，不仅从理论上批判继承了这一思想精华，把它作为***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之一，纳入了党的廉政建设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此有亲身的实践。
　　　　（三）从修身、内省到我党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自我批评
　　儒家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习，格物致知，端正自己的思想信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志、知识等修养，用先人圣贤的价值标准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7](P3)。儒家的出发点有两个：如果思想品德不端正，能力意志不强，就无法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进而付诸实践，这就是孔子“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P138)再就是儒家在哲学上认定“性本善”，努力向内心寻求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8](P17)。如果不对人进行教育，不启发他反省自己、自我解剖，那么，人本有的“善”性就会受社会邪恶的影响而变恶。儒家虽然主张通过教育，进行外在的灌输，但这种教育是以“性本善”为理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修身是封闭自省式，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种注重修身、强调“人性本善”的思想，对毛泽东实际信奉的无产阶级性善论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所以他强调在廉政建设中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内自省”思想的扬弃。所谓自我批评，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反省，就是自己自觉地用***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不仅仅是“内自省”，而且还依靠集体，依靠组织的帮助，每个党员都是他人自省时可相对照的镜子。要做到廉洁，不仅要开展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批评别人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互相监督。
　　　　（四）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我党的“先教而后诛”
　　对于任何政权来说，严惩贪官污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有些贪官污吏而言，说服和轻微处罚都无济于事，只有制定出一定的刑法，对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才能遏制他们继续为恶，才能制止腐败的蔓延。能否真正惩治腐败，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巩固，所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开明君主，都有严惩贪官的措施。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但认识到了严惩贪官污吏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严厉措施，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9](P1)“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10](P9)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司马光对这种宽严相济、教刑并用的思想作过明确而详细的表述。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点就是对“以教为本、以刑为用”传统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在****国家，也同样需要以教育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党中央就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6月发布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决定。同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坚决肃清恶霸作风》严厉指出：对于为非作歹的干部，“除进行严格教育外，对于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应该立即撤销他们在政府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交付法律审判，以法治罪。如果是***员，还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基于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的警惕和愤慨，我党一方面连续不断地发动群众政治运动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对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搞“不教而诛”。新中国建立50多年以来，党中央对犯有腐败行为的人，始终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传统文化对廉政建设的当代功用
　　在廉政问题上，有人也把相关的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否定得一无是处，认为只有参考西方建立起相应的廉政制度，才可以解决一切腐败的问题，完全把传统文化的力量、民族的心理与习惯忽略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在我国古代推动廉政建设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被有些人全盘否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因为“民贵君轻”理论，实质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阶级地位而采用的一种权术思想。“为民作主”不过是**制度下的开明政治。“清官思想”实质上是宣扬明哲保身、隐忍自约、清高孤傲、注重人治的观点。而平均主义则是经济落后社会的一种否定竞争、不顾现实条件追求形式平等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现代来说，是不符合****的本质要求的，不能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来宣扬。但是，尽管这些传统文化从总体上是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然而传统文化的力量是不可人为消除的，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经验概括仍是精辟的、有生命力的。
　　第一，我们应该看到传统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只要存在腐败现象，传统文化就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就“民贵君轻”的思想来说，虽然现代社会我们不能从权术的角度来理解反腐败的必要性，但由于****国家管理存在党同人民、干部与群众关系的问题，存在维护****国家本质的问题。从行政管理的社会性特点出发，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就不能不承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辩证观点。虽然平均主义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但是在群众普遍不富裕时，我们的一些干部和高收入者一再将应得的劳动报酬用于帮助群众或发展集体经济，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这时，我们不能不感受到传统文化道义力量的社会心理平衡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仅仅满足于当个清官是很不够的。而现实生活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干部虽然能力不强，但他兢兢业业，清正廉明，凭着这一点就能得到群众的信赖和尊敬。因为这符合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有的人虽然有一定的才干和能力，但专横跋扈、贪图虚荣、以权谋私，群众反而很反感。这里也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的潜在力量。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在当前这个旧的社会痕迹还比较多的现实条件下，不可轻视传统文化的潜在力量。对于人民群众能够容忍和接受的东西应当承认它存在的客观性。全盘否定，会造成人的思想混乱，更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P603)无视传统的存在而一意孤行是行不通的，我国的廉政建设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第二，我们要看到传统文化经过历代人们的探索加工和改造，许多命题和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形成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或者借用旧的形式来表达新的思想，给人以新的启迪。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经过多次社会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旧的思想体系要完整不缺地保存下来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旧的思想体系经过长期的批判继承，现在基本上面目全非。在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它已经融化在现代的思想文化中。还有一部分糟粕，也只能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逐步淘汰。现代人民群众评价“民贵君轻”的思想，绝不会再从帝王统治的权术角度去考虑而必然是从“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个新的命题出发来吸收古代文化之精华，在新的政治高度上作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结论。平均主义在当代受到了批判，但在此基础上批判继承发展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原则是****国家必须普遍遵守的进步原则。在****条件下，实现为民作主的开明政治尚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那些对党对人民敢于负责、坚持原则、铁面无私的精神永远是值得提倡的。同时，人们看待****条件下的清官也不会是用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旧尺子去判断，而是用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做基本标准去衡量的。当代人冠之的“清官”，与古代的“清官”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2](P348)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和潜在力量。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传统文化在我国根深蒂固这个历史事实，并充分认识它的现代价值，兴利除弊，发挥传统文化的良性作用。首先，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应当掌握群众的心理动态，注意群众的心理承受力。我们应当始终注意，我国仍是一个人均资源和消费品占有极其有限，个人发展机会不完全平等的国家。在制定政策时，既要以个人的劳动贡献和职责要求为根据，又要适当考虑群众的心理承受力。不要使群众产生悬殊太大的不平等感觉或不满情绪，特别在干部享受待遇等政策上要慎重，不能造成干部高人一等的心理。如果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不考虑这个因素，就会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干部在物质生活上的低标准要求，不仅符合党的宗旨，也是传统文化的惯性推动。其次，在标榜典范上，要注意树立群众乐于接受、保持传统美德的典型，而不要树立脱离实际的典型。如果把出门坐飞机（讲速度），上班没油污（搞指挥），办事讲排场（搞公共关系），穿着西装革履（讲形象）的人看作是现代干部的典型来加以标榜，群众就会很反感。事实证明，群众喜欢的仍然是焦裕禄、孔繁森式的领导干部形象。再次，在舆论的抑扬上，要有利于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防止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在宣传中，特别在行政管理中，在干部问题上，提倡什么，批评什么，都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直接影响廉政建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批“左”时，把个性修养、自我改造，贬斥为扼杀人性；把忠于职守、听从指挥说成是“愚忠”；把遵纪守法、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歪门邪道看作“傻瓜”等。这无形中压抑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助长了个人主义的气焰。最后，我们要通过建立有利于充分发挥****民主的制度，来释放群众中蕴藏的反腐败的巨大能量。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下，我国广大群众不仅蕴藏着反腐败的巨大能量，而且具有反腐败的自发力量。这一点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有利于促进我国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开展。从消极意义上说，也可能诱发无政府主义，从而否定党的领导的作用。所以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我国古代和近代，剥削阶级的统治主要是被动地受社会力量的调节，在****社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体制引导反腐败的社会力量，净化社会风气。所以廉政建设要把弘扬传统文化同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
　　第四，要促进廉政建设的有效开展，还必须借助传统文化的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在古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煞费苦心，经过长期的探索，在思想文化上创造了不少有利于倡廉肃贪的形式。在今天，这些形式仍然可以为廉政建设服务。其一，过去封建统治者很注意文艺形式的作用，他们在民间大量采用格言、楹联、故事、传说、戏曲、幽默、诗歌、小说等形式来加强思想灌输，我们也要注意这些形式，重视这些形式的作用。应当创造出比狄仁杰、包拯、海瑞更高大丰满、更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多创造一些脍炙人口的新格言、新律句等。其二，我国传统文化十分注意人伦道德，特别讲究修身方法。如“慎独”、“收视反听”、“淡泊寡欲”、“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守身如玉”、“奉公尚忠”、“勤政爱民”、“敬节死制”、“正人先正己”等观念。这种修身的方法和原则有利于清正自约，有利于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不注重修身，不掌握个性修养的方法，不弘扬传统廉政文化，是难以提**部素质的。在当前，如何加强自我修养，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三，在继承先人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古人很注意总结历史，学习历史，懂得“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的道理，尤其注意总结国家兴亡的历史经验。因而出现了像《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著述，也出现了一批“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开明君主和官吏。今天我们党面临执政和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面临西方敌对敌力“和平演变”的战略进攻，我们必须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做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外，要促进廉政建设的有效开展，必须理直气壮地宣传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虽然从它的内核和体系上讲是需要抛弃的，但是它其中的许多闪光的思想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事实证明，像过去那样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全盘否定，不仅不能有力支持****精神文明建设，反而会加速民族精神的涣散和道德蜕化。在弘扬传统文化上，我们还要纠正一种片面认识，即有人认为宣传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会无形中散布封建余毒。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认清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道路的前提下这个基本事实。他们没有看到传统文化的精华，融汇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体系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综合效应，赋予了时代的生命力。
　　第五，我们可以从传统人治思想的弊端看我党廉政建设思想的法治化方向。我党廉政建设思想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许多营养成分，但是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要跳出传统人治思想的框架并不容易。正如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在讨论法治还是人治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主要靠决议，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价值理想和价值原则不分，往往把某种崇高的价值理想作为人们现实的价值原则。如儒家把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无私为他人、为社会尽责任的思想、意志和能力的人称为圣人，要求每个人通过修身达到圣人的标准，并且用这种价值理想来规范人民，评价人们的是非善恶。***人的人生价值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崇高的价值理想，是每个***员追求的目标。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同时又不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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