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与中华文化
综前所述，毛泽东在建国后前期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确领导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我们仍然要更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也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下结论说，凡是按照儒家主张的去作就都成功了，否则就全失败了，尽管确有这样的相关性。
毫无疑问，分析毛泽东这样的政治伟人的思想文化问题，的确不是我辈凡人所能企及，即便勉强为之，也难免挂一漏万，正误错置。但历史总要后人评说，毛泽东也一直主张人民创造历史，人民书写历史，作为人民一分子，便从这一分子的角度，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这在他的雄文五卷中很容易便能看出，其中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比比皆是。尤其是他的古典诗词。自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全社会已将这一传统文学形式批倒斗臭，许多文化人已不愿为之或不能为之，毛泽东却特别喜爱用古韵旧律叙怀表意，而且写得风生水起，佳作迭出，大有超越李杜苏辛之势，的确不是常人所能稍为。
不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地带不在古典诗词，而是“经、史、子、集”，高度概括就是“道”与“术”，“道”是目的，比如“仁”“义”“和”等，“术”是手段，比如“势”“治”“谋”等；“道”多在儒家经典中，“术”则在历史与文学典籍中。
毛泽东早年熟读“四书五经”，自然早已有了“仁”与“义”的思想基础，确立了“修、齐、治、平”的儒家入世担当精神。在具体的夺取政权的奋斗中也能很好地运用深具儒家本色的“党指挥枪”“正义之师”“民心向背”“统一战线”“人民战争”等大政与策略。后来在此背景下又提出了深具儒家民本特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等基本思想。
为什么说这些思想更趋向于儒家思想而不是马列主义？马列中尽管也有公仆思想，但公仆意识与为人民服务意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暗含的是雇佣关系，后者突显的是使命关系。这正是东西方文化差别的反映。
但是，毛那一代人同时又受到了五四反叛斗争思潮的巨大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是从反孔起家的。于是，他们那一代人尤其是毛本人，就出现了思想意识的矛盾性、两面性、分裂性：在潜意识层面，毛被儒家思想所浸润，所以在长期的奋斗中，不由自主的运用着儒家智慧，追求着儒家提出的社会大目标，但在意识层面却有着强烈的反孔遗绪。
特别是建立新中国后，巨大胜利的“势”使得毛泽东和他的同道们在主观上自主自为意识徒增，客观上也再无外力可以影响他们的自主自为，他们基本上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治国理政。这样，他和同道们就可以忽略掉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从而提出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就排除了中华文化核心部分进入指导思想体系的可能性。
这并不是“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领袖们一直在沿着自己反传统的意识通道前行。这样，无视中国的立国建政历史经验就是必然的了：夺取政权时为了打碎旧秩序，可以伴发反孔，而建设新政权时要使社会恢复良序，又必须尊孔。但在毛泽东和他的同道那里，显然没有接受这个历史经验，没有与时偕进的转换立场与态度：建党初期是反孔的，党和革命的发展成熟期已经开始尊孔了，建政后的和平期没有顺势继续尊孔，却愈来愈进入反孔的意识流中。
这个不合中国历史规定性的反潮流意识，自然是由马列的“阶级斗争论”所引致。“阶级斗争论”认为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凡统治阶级均为非正义势力，被统治者均有天然的正义性。同时，五四思潮将孔孟之道判为历代统治阶级的帮闲。有如此的认识，就使得毛泽东和他的同道在夺取政权后为了让党与这样的统治阶级划清界限，并且不能堕落成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便在显性的意识层面对孔孟之道予以彻底否定。
其实这只是一个错觉，儒家是站在公正立场上要求各个阶层及族群守道克己复礼的。儒家批评最多的还是统治阶级，儒家要求最高的也是士人和仕者。
错觉归错觉，毛在建国后远离了儒家经典却事实。对此，即便从毛泽东阅读的书籍范围中也能明显感受到。从现在公开的毛泽东的借书与读书记录看，建国后他再也不接触“四书五经”之类，却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水浒传》、《红楼梦》等书籍置于案头枕边，常读不懈。
虽然这些史书与小说的精髓仍是儒家文化，但具体内容却是“势”“治”“谋”的“术”类表述，加上对社会生活的文学描述。依常理，常读经典，心中就有“仁”“义”“和”的“大道”原则，再读“势”“治”“谋”的“术”类史书，就能始终保持由“道”驭“术”的思想态势，否则，长期不读经典而只读“术”书，则容易以“术”蔽“道”替“道”，如此，虽然“势”“治”“谋”运用娴熟，却容易因“道”不彰显而出大问题。
儒家的“道”首先是“仁”“义”“和”。这种思想体现在社会治理与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根本上说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尊重在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公序良俗中形成的社会角色，尊重常理常道下的社会现实。具体说，就是建国后应将全体国民都作为形而上层面的平等主体，停止阶级斗争，缓和阶级矛盾。当然，为了平衡经济利益，照顾弱势群体，应当“取富济贫”，包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中，应尊重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事实，用中道的合宜的方式“取富济贫”，比如解决地主富农的土地集中占有问题，可以采取低价收购分期付款的方式，而不应无偿剥夺；给无地者分配土地，也不应无偿分给，而应低价售出，那怕是象征性的。
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大爱与真诚，“义、礼、智、信”就是常理常道，这些都要求人们，社会的维系与正常运行，必须要有大爱与真诚，必须要守常理常道，在进行了打破旧秩序的革命并夺取政权后，社会应该转入和平建设、维护新秩序的状态中。
新中国建政的前八年，基本还能保持这种状态，但从五七年的反右开始，这种状态逐渐被打破，代之以前已述及的“阶级斗争”。不过这时的斗争状态已经不是按经济划定阶级来进行，而是越来越趋向于按思想意识划定阶级来进行，在这方面，毛泽东的个人作为比较突出，而他的许多战友同道却因远远跟不上他的步伐，反而一直徘徊在常理常道上。
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分析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意识了。显然，毛深受五四启蒙运动所传播的西方斗争文化的影响，青年时他就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晚年他甚至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当然他的“斗”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而且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这种代表下层群体对上“造反”的斗争主张，应当说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性，也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因为下层弱势群体不仅人数多，而且容易遭受压迫。但是，这仍然有个程度性、时间性问题。下层弱势群体“造反”只有在遭受压迫时才有正义性，在没有压迫或压迫轻微时，在和平建设时，仍是“斗”字当头，就不合常理常道，也不合中国文化的常态思维。中国文化主张的常态是“和合”，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主张“造反”的。
显然，这是由于西方斗争文化强烈地影响了毛泽东。西方斗争文化在西方是有深厚的社会土壤的，一是基督教的人的“原罪论”“人性恶”意识；二是由荷马史诗确立的诸神上下互斗意识；三是现代启蒙思想中的反传统反权威意识；四是基于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意识。
这样强烈的“造反斗争”意识持续发酵，从正面说使得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对外不畏强权，在抗美援朝、援越，在中印、中苏边境战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抛掉了中国百年来总被列强欺侮的状态。对内迅速动员组织起全国亿万人民建设国家，使得中国的社会面貌为之一新。从负面说，过强的阶级斗争意识，造成民众的族群分裂及所谓“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的长期受压制。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所发动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据现在披露的史料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确是因他此前退居二线后被他的战友领导的全国官僚体系全面架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恢复权力，采取温和的内部组织调整办法，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奏效，所以只能采取“大革命”的形式，至于这种“大革命”到底怎么搞，他也并无一个完美的方案，结果就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
不必怀疑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他恢复权力就是为了贯彻他的路线，他的路线的确是纯洁的，充满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他一直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状况非常敏感，他就总有一种为民作主，为下层弱势者作主的强烈愿望。可以说发动不发动“文革”，的确把他推入了两难境地，不发动，他必然会进一步丧失权力和影响力，他的路线也会被彻底雪藏。这对他这样一位领袖来说是不甘心的；发动，必然会造成全国的大混乱。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发动，用他的话说就是“由大乱达到大治”。
领袖与“文革”运动
现在，“文革”已经成了否定毛泽东的咒语，而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根源，目前却多是南辕北辙。过去既定的结论是认为毛有“封建专制”思想。且不说“封建”与“专制”根本就是两回事，“封建”了就不能“专制”，“专制”了就不能“封建”，而且毛也没有封分他的家族成员，就连他晚年最信任的侄子毛远新，也只不过担任了一个省的负责人，并没有在中央任职。当然，他的夫人江青进了政治局，但却一直受到他的打压。
就连所剩的“专制”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是毛泽东发动亿万青年造各级领导的反，怎么会是“专制”？！专制的基础是权力，无权者造有权者的反，无权者怎样专制呢？ 最大程度是，“文革”是以毛一个人的“专制”号召青年起来反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僚专制。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看到了毛泽东的思想文化立场的悲剧之处：他在建国前是尊奉孔子的，建国后却越来越多地开始批判儒家文化。这一点毛与中国历代帝王对待孔子的态度完全相反，历史经验就这样被他严重忽视了。如此，儒家对社会对国家的组织管理经验资源就被他排除在了借鉴之外，如此，领袖与自己队伍的关系，就得不到基于儒家传统影响的维护。
过去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的敬重服从多是由于他总是比别人高明，加上长时间的领袖崇拜的引导。但是，保持时时处处总比别人高明是比较难的，领袖崇拜的引导也只能影响下层百姓，对于他的战友，领袖崇拜非但无效，而且还会引起普遍的反作用。那么，建国后当大家发现领袖也有一些不高明之处时，没有基于历史传统的儒家文化统摄人心，特别是统摄他的战友之心，高层的离心离德就是必然的了。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对于维系一个庞大官僚体系，是相当系统而有效的。中国数千年的超稳定社会，正是由于官僚组织的超稳定所致。中国历史上经常有皇帝长期废政，夸张时竟有几十年不上朝理政，国家却一直能正常运转的情况，这正是靠的儒家思想文化对庞大官僚组织的统摄，靠的是儒士官员群体的自觉守道忠君。这种情况下，皇帝既不担心失权失政，也不担心废权废政，这正是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功劳。
然而，由于毛摈弃了儒家文化，儒家维系官僚组织的宝贵经验他就不能借鉴，一个庞大官僚体系就无法很好地团结在最高领袖的周围，当这个官僚体系的直接领袖又换成另一人时，这个庞大官僚体系就会整体出现“改换门庭”的现象。
对此笔者愿插叙一件小事。某日笔者去本市的“古玩市场”淘宝，在一家书画店前驻足，店家挂出了许多“文革”前后的中国党政领导人的画像出售，其中有一张是1964年由国家某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领袖群体照。这张照片本来毛泽东在中间，左边是朱德周恩来，右边是刘少奇，但这张照片却不是从中心位置取景，而是从刘少奇这一边拍照，结果刘被拍得高大伟岸，毛则被拍得低了刘一大截。笔者在这幅照片前停留良久，心想，看来毛不发动“文革”是不可能的。
尽管西方资产民主主张三权分立，中国近年来也主张集体领导，被民众戏称为“九龙治水”。但任何一个组织要想团结好有效率，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中国的儒家早就为此有了系统的政治安排，即嫡长子接班，君君臣臣。因为儒家的智慧是“天无二日，人无二王”。这样的智慧来之不易，中间不知付出了多少次社会动乱、顶层腥风血雨的代价。但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执政党高层，由于早早摈弃了儒家智慧，竟然搞出了两个主席，一个党主席，一个国家主席。这不明摆着造成两个中心，然后发生矛盾斗争吗？“文革”后才根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就是党政军一把手归于一人。这其实就是在补儒家的智慧课。
回顾当年中国政治高层出现两个主席形成两个中心是有深刻经验教训的。中共由于唯物论思想的指导，加之中国人普遍的实用理性思维，国家主席往往离各级官僚机构较近，而且又明确了刘的接班人地位，那么毛的失势就成必然。最终，毛决定夺回权力。不过，他却采用了更加反传统的作法，具体就是发动“文革”，让全国的亿万青年造整个官僚体系的反。
这种作法的确惊世骇俗，所以也一直被称之为是“史无前例”。但事实上如此违反常理常道发动“文革”，青年人当然可以被点燃起青春的激情，积极投身于运动，但对老干部、知识分子来说，想让他们理解与接受突如其来的动乱运动的确是困难的。结果是毛在上层精英中深陷孤独的境地。
设想一下，建国后如果毛是加强而不是损害与儒家文化的联系，将马列进一步儒家化，用儒家思想方法指导经济与社会发展，借鉴数千年儒家管理官僚队伍的经验，做到了这一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能那样发生吗？五八年的“三面红旗”能那么极端吗？五九到六0年的困难会那么严重吗？即便这一切都发生了，这个官僚体系也不会整体离他而去，那么，“文革”还有发生的必要吗？！
其实，“文革”前毛失势的局面主要是由于他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所造成，具体就是他受西方总统任期制的影响，又受斯大林去世后遭到清算的刺激，还在他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活跃的年岁，就早早从一线退下来。岂不知中国的官僚体系本来就有“县官不如现管”，“认人不认道”的特点，他早退就意味着他的失势，他的“道”(路线)也会被冷落一边。
对于一位建党建国领袖，在其精力创造力还正旺盛时就失权失影响力，这不合中国政治的常理常道，西方政治人物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轮换，并不合中国国情。所以，假设毛泽东按中国的政治传统，尊重中国文化，并不急于退居二线，那么他就不会失去对全国官僚体系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文革”也就绝无可能发生了。没有“文革”，中国将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沿着1950年到1956年，或1960年到1966年的发展模式迅速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直到毛的晚年，他会因精力不济而和平交班。如果这样，还会有后来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吗？！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认为，不论毛在世时退不退居二线，过左不过左，也不论他发动不发动“文革”，中央内部已经形成了右翼集团，只要他去世，右翼上台必然会改变路线。笔者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是毛不退下来，就不可能形成庞大官僚体系离他而去的局面，忠于他的队伍一直伴他到去世，即便右翼领袖接班，也无法改弦易辙；二是他如不过左，那他必然缓和阶级斗争，抓紧经济建设，实行混合经济模式，右翼上台也仍会接着这些干下去，即便右翼想将混合经济改为私营经济，阻力也是相当大的；三是他不发动“文革”，就不会伤害那么多的老干部，右翼上台就没有通过“平反昭雪”拉拢老干部的机会，忠于毛的老干部占据着各级领导地位，右翼在顶层接班，也只能按照过去惯性前行，而不可能马上来个“拨乱反正”。
尤其是第三条，毛伤害了太多的老干部，他一去世，新的接班人上来为这些老干部“平反昭雪”，本来不愿右转的老干部即便出于私情，也会默认右转了。还有更多的老干部从自身受迫害的经历中总结出反面教训，也主动转向支持右翼。再进一步假定，如果当年毛不那么反右，他就没有伤害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如今成为社会精英的老知识分子的儿女们，自然会将毛当成开国领袖来对待，即便右翼占居中央，这些精英也不会立即加入为其摇旗呐喊。
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影响历史的人物的确有这样思考那样选择的余地，由于毛泽东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过早退政，造成了“文革”前的失势局面，他又受西方斗争文化的影响而发动了“文革”，希望夺回权力，最后的结局当然只能是犯下“文革”的大错，造成政治的大败，后遗接班人与路线均未“既定”的大事，为此后中国的全面右转造成了机会。
无疑，发动“文革”是毛泽东在显性层面与儒家文化彻底决裂的表现，也是他早早就摈弃了儒家智慧的必然结果。“文革”与儒家文化水火不容，从一些著名人物对“文革”的态度就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整个“文革”中，几乎听不到什么反对声音，就连最高层反对派领袖如邓小平，都在歌颂“文革”的伟大，一直到“文革”结束，邓还给“敬爱的华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要继承毛的遗志，巩固“文革”的伟大成果。而当时能发声的著名学者，都在解释“文革”的正确性。“文革”后好不容易推出个遇罗克与张志新，说他们俩是反“文革”的先知先觉英雄，细检之则根本别有他因，前者是因参加造反派但根不红被红二代排挤，便开始反“血统论”而不是反“文革”，后者是因个人作风问题被揭发，加之又深陷中央高层的矛盾，才反中央，也不是目标明确的反“文革”。
这一切并不是说“文革”中就完全没有反“文革”的声音了，“文革”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反“文革”的声音居然只是来自于几位儒家学者，被人们戏称为全国“两个半人”反“文革”，一个是梁漱冥，一个是吴宓，另半个有争议。这两位学者可不是普通学者，一是他们的儒家学养早在三十年代就闻名全国学界，二是他们在“文革”中的反“文革”言行全在公开场合，而且都酿成了反“文革”的重大事件。
偌大的国度，数百万学者，反“文革”者却只有儒家几位，这不能不发人深省：一是说明儒家对社会治乱兴衰有自己的认识体系，对不符合常理常道的所谓“新生事物”能够保持清醒，不易被“史无前例”这样的说辞所遮盖，故而能够认清事物的本质；二是儒家学者受儒学学养的薰陶，有知识分子的气节、独立思考习惯与独立人格，而且有指出问题的大无畏自信与底气。所以“文革”中反“文革”的只有儒家学者，这必非偶然，而是必然。那么，毛在“文革”后期借批林又批孔，也有他的内在逻辑的必然性，而非牵强附会乱联系。
其实可以针对“文革”再具体总结一下，有三点最为重要：一是儒家讲“马上夺天下，马下治天下”的社会变革阶段论，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反复验证过的珍贵经验。“文革”的理论依据是“继续革命论”，这一理论首先从表面上就违背了中国数千年来兴衰治乱的历史规律。二是儒家主张君君臣臣，君待臣以礼，臣侍君以忠，主张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上下有分、长幼有别。“文革”中却只强调下对上一概“造反有理”，使人与人之间的角色陷入混乱，社会秩序也随之大乱。三是儒家讲“中庸之道”，就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合宜的度，“过犹不及”。“文革”的目的是打倒少数“走资派”，但却发动群众打倒了所有的“当权派”，结果伤害了无数的好干部好领导。
议论到此，必然会遭到许多人士的强烈质疑，他们会斩钉截铁地认为：现在的贪官污吏遍布天下，恰恰证明当年发动“文革”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结论是倒果为因推测出来的，有一个逻辑链不应忽视，那就是，当100个官员只有5个贪腐时(毛讲过我们的干部队伍95％都是好的)，却让群众将这100个全部打倒，让他们进“牛棚”遭受苦难，过后再解放他们官复原职，紧接着就进入“全民捞钱新时代”，这95个官员的心态会怎样？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就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纯洁的“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了。他们大约会想：“过去我那样无私奉公还不是被打倒，现在大家都在捞钱，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所以，笔者与这些朋友的看法不同：现在贪官如此之多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根源之一就是“文革”造反造过了头，伤害了太多的好干部，物极必反，后来的许多干部即便出于对“文革”的报复心理，他们也不能不贪。尤其是红二代，相当多的人从父辈身上总结了反面教训，认为“革命理想都是虚的，唯有捞钱才是硬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改开”新时期红二代那么多的人都下海经商，而要真正找一些“革命接班人”接班时，却都成了凤毛麟角的原因！
所以，是“文革”的“革命过头”成为“后文革”“不再革命”的心理基础，成为新时期矫枉过正“告别革命，经济中心”的前提，如此，私欲物化享乐意识迅速膨胀，结果就引发了现在的遍地贪腐，而不能用现在的遍地贪腐证明当年的“文革”左过头是对的，前已述及，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思维理路。
当然，笔者同意许多朋友的另一个看法：如果把“文革”放到现在，的确还正逢其时，也才能真正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因为“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绝大多数并没有贪腐，而现在则是“隔墙扔砖也很少砸错”(某贫官自悔书语)，即便如“文革”那样“打倒一大片”，真正的冤案恐怕也没有多少。不过，现在无论怎样也搞不起“文革”了。
领袖与知识分子
关于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是争议极大的问题。这也构成了毛泽东的悲剧性功过评价之一。毛的一生，与知识分子相处总是问题多多。当年他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使他有机会接触那个时代的许多著名学者，但当毛试图与这些人讨论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问题时，却没有人理会他这个胸怀大志的布衣青年。直到他以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身份崭露头角，依附于国民党的许多大知识分子也仍然没有人在意他。他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但当大量留苏知识分子归来后，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从1927年到1934年的七年中，毛泽东几乎有一半时间处于被排挤边缘化状态。
这些情况可能成了影响他一生的对知识分子的不良记忆。到了延安他终于全面掌舵，这使他开始深入思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但那个时候，革命运动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本质问题还是可以容忍的，所以，虽然那时已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但知识分子仍是革命队伍中的骨干成员。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国度。在世界史上，中国最早普及了教育。当欧洲历史上连有名的帝王都多是文盲时，中国穷乡僻壤的教书匠却被尊称为“先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公职人员的国度，早于西方近千年。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纵贯五千年文明史的儒学文脉统系。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核心文化即儒释道俗，也唯有儒家最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释道皆言出世，释家主张四大皆空，道家主张无智无为，都与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使命相去甚远。世俗文化虽言入世，但其主张的生存方式不是读书中举“修齐治平”，而是通过花样繁多的娱乐方式享受人生。由于儒家文化与知识分子个人气质与使命具有内在一致性，如此，就形成了中国自汉以后基本由儒家知识分子主导社会生活的局面。
与此同时，数千年来，具体就是从尧舜禹以后的夏朝开始，中国进入了私有制社会。对此一基本社会形态，儒家知识分子认识得非常清楚，即：“大道既没，各私其私”。由于这已经成了历史常态，又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清醒，儒家对这一社会形态的态度就是接受之改善之，不接受就相当于欲自拔头发而腾空，不改善亦相当于卑躬屈节于“各私其私”的社会现实，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儒家将此“各私其私”的社会命之为“小康”，但儒家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不认为这种状况是社会的终极状态，因为儒家心目中早就有尧舜禹的“三代”“大同”社会，那是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不过，儒家也直面“三代”之后“大道既没，各私其私”的社会现实，不会自不量力地企图贸然改变这一现实，而只是力图改善这一社会现实，部分地落实儒家的“大同”理想。
十八世纪，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马恩主义形成了。这一代思想巨人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得出结论：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建立公有制社会。这虽来自西方，却与东方原有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但要迎来这样的社会，西方马恩主义认为一切都要靠斗争，于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形成。列宁首先将此一斗争理论付诸实践，还真建立了公有制社会。
但是，这个公有制社会不是自然产生，而是英雄创造，那么，早期是靠英雄人物的魅力，靠领袖人物的权威，靠先进思想的灌输，靠人民的崇高觉悟来维系，而到了后来这一切都不能持续时，就只有靠强权与暴力了，强权与暴力落实下来仍是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时期阶级可以按经济划分，和平时期，普遍的公有制下，就只能按思想观点划分，思想观点比较鲜明活跃的当然只有知识分子群体，这样，知识分子整体就成为了革命的新对象。这其实是老问题的新表现。
要维护公有制社会，毛泽东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与对阶级斗争的敏感和警觉，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潜在后备军。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有某种合理性，知识分子与私有制的确有天然联系。就如同当下中国的情势，尽管执政党已经在实质性地普及了私有制，资产者已大量形成，但社会形态表面仍是社会主义，那么大批知识精英就因你表面还是社会主义，便本能地与执政党离心离德，而希图连表面上也要“改旗易帜”。所以，毛泽东当年出于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与社会实践需要，对知识分子保持警惕，并不断进行整体性的改造其实是有他的道理，问题只在于是不是过头了。
事实上，中共从建党起，就一直对知识分子进行着改造，而大规模的运动式改造从延安就开始了，一些旧知识分子的确有脱离劳动人民的情况，也的确需要改造，不过那个时候的改造还比较入情入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改造明显升级了。从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五七年“反右”，改造运动终于酿成了一个政治大事件。
电影《武训传》里的武训在晚清实有其人，他用乞讨的方式集资办学在当时已是名动天下，连慈禧太后都为他赐匾立牌坊。笔者详细看过这部电影，实在看不出对执政党与领袖有什么不好，相反，电影还特别强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训为穷人办学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所以，新中国给予武训这样的前清名人以尊重并赞扬之，应该能有助于树立社会正气，但毛泽东却非常敏感极其高调地指出了其中的“根本性问题”：清末面临的主要社会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武训却与这“两反”没有关系，电影正面肯定武训，就是消解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既有太过敏感的政治警觉，也有五四时期“民族虚无论”的遗绪。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武训传》本身已塑造了一位“两反英雄”，就是与武训同在一起扛长工的工友，但武训不是那种性格的人，他想做的能做的就是办学，让穷苦孩子受到教育，这不同样是高尚的吗？其实凡是人不论是太后还是草民，总是会有共同的认为美好的事物的，比如武训这样的办学方式不论让谁来看，都是令人感动的。
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当属五七年的“反右”了。据对当年情况的回忆，开始时，毛泽东的确是以虚怀若谷的态度鼓励各类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而且态度也是真诚的。毛泽东贯于用发动群众的办法揭批上层的问题。这一次毛的初衷显然也是发动各层知识分子给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僚提意见即“帮党整风”。但始料未及的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受西化影响严重的一些知识分子却把矛盾对准了执政党，认为应该走西方的多党制轮流执政，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把锋芒指向了毛泽东，认为毛搞独裁专制，党内也有人迎合，认为毛同斯大林一样搞个人崇拜。
可以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弱点所决定了的，这个群体往往因有学问而自我意识较强，人格较独立，容易理想化，脱离实际。有些人则容易自命不凡甚至妄自尊大，且自不量力。共产党奋斗牺牲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现在正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生活，怎么可以直接把矛头对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呢？这的确让毛和他的战友感到意外。有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段时光，说毛时不时的心绪烦乱，经常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结果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和他的战友发起了一场“反右”运动。现在有资料表明，毛当时曾估计说全国右派大约五千个。但运动一开，层层抓“右”，一下子搞出了五十多万，这大大超出了毛的预料。所以，反右的确是毛领导发动的，但极度扩大化则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所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把那些给基层党组织或领导个人提意见的人，当成了运动的重点。不幸的是，毛都得负个责任。不过，现在对毛在此运动中的作为批判最烈者还不是扩大化，而是所谓的“引蛇出洞 ”的“阳谋政治”。
其实，儒家认为“政者正也”。虽然中外历史上的政治无不充满着阴谋诡计，但在形式上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行上却始终要说正话行正道。中国数千年传统官府厅堂上总有一块明镜高悬，上书：“光明正大”。这就是为政原则。五七年的“双百”中如果始终坚持正面宣传引导，几个大右派也许就始终只是他自己小圈子内的右派，跟着跑的人绝不会那么多，就算潜藏下一些右派，最后在完全正面的社会形势下恐怕也就自生自灭了，由此，社会就不会集中地伤害一大批知识分子。
但事实是很不幸的，运动一开始就没有按原则做好正面宣传引导，几大报纸反而不断发表一些观点偏激的文章，结果导致舆论几近失控，使得一些右派精英互相打气火上浇油，结果搞得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此后又不得不进行反击。可能是出于维护面子吧，后来一直有一个说法，将最初的舆论失控定名曰“引蛇出洞”。这种说法实在是“得了面子丢了里子”，不但完全违背了儒家的政治正道原则，还把一场有点“正当性”的运动弄成了“阴谋诡计”，虽然最后说是“阳谋”，但终究不能服众。
“反右”与“文革”这两个运动一前一后分别集中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现在，这些被伤害者的子女己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多从反面理解毛理解党理解体制，所以如今污毛非毛如此不堪，体制内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竟无人出面为其辨护，完全是听之任之，这大约正与“反右”和“文革”的广泛积怨有关。体制内似乎已形成共识，尽量绕开毛以达到与毛切割的效果。
这种想法是好的，但不切实际。对毛个人贬损本身足已动摇这个党的地位，要命的是这些被伤害过的老干部的儿女们，他们从反面理解毛理解党理解体制后，并不仅限于非毛个人，而要变造这个党，变造这个体制。这种变造充满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却似乎无人在乎。进一步，那些当年被伤害过的老知识分子的儿女们，他们接过了父辈的思想接力棒，赶着近三十年的国内外非共潮流，则要进一步掀掉这个党，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一些西化思想严重的人甚至进一步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非毛之一就是认为毛与儒家的所谓“专制”文化相联系，而全然不管毛是如何批孔的)。
所以，毛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的伤害引致了今日身居要位的被伤害者后代对毛对这个党这个社会甚至对这个民族的报复式非之污之，恐怕是许多人未曾料到的。左岸朋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承认当年毛的极端作法间接地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危局这一事实。
领袖与中国历史
在中国的核心文化体系中，唯有儒家最重视历史遗产历史经验。孔子一生主要办了三件大事：从政、办教育、总结历史经验。这三件大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后者。孔子“写春秋”、“编六经”，系统总结前二千五百年的历史经验，鲜明提出了东方文化的价值观，为中国后世树立起全面的是非标准，此后的二千多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基本上按照孔子规定的模式运行，这个民族便发展壮大，成为领先世界上千年的文明古国。
毛泽东的一生也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毕生以历史书籍为伴。有人夸张地说毛通读过多遍《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也常放案头枕边。在古诗词衰落已久之后，他那大气磅礴的诗词又重新点燃起人们对传统文学形式的热情。
但是，与他个人行为非常矛盾的是，在他领导的公共行为中，特别是在他发动的“文革”中却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破四旧”。青年人不断被发动起来毁坏历史文化遗产与文物。其间最严重的事件是“红卫兵”在山东曲阜砸孔庙掘孔墓的野蛮行径。这当然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确有自发性与不可控性，但孔子的身份与地位，他的文化象征意义均非同寻常，难道毛就不会列个特别保护名单？
实际上按毛临到“文革”前对孔子的一系列激烈言论来看，恐怕毛也是默许红卫兵组织对孔子严重非礼，甚至污孔的。当然，被一场大的运动激发起来的青年人的激烈行为，毛可能完全不知，但在思想情感上毛与那些青年应该是相通的。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毛的悲剧之处----自己对民族历史上的文化伟人不加保护而任由非之污之，轮到自己又被后人非之污之时，无人挺身而出护驾就是必然的了。
中国历史经验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主导了中国历史，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儒家立场。这一立场到现在仍然有相当的正确性合理性。
儒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贯坚持“仁本”与“民本”原则。由此，儒家在历史上对历史人物作出了令人信服又能启迪警示后人的评价，比如对于秦始皇，儒家虽然认为他在统一国家方面有功，但其残暴专制反人民的主要方面，使得他基本是个负面皇帝。
但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当然也可能是历史唯物论影响了他，他便一直为秦始皇评功摆好，并引为榜样，而且自认为比秦始皇的专制力度超过一千倍，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坑了四百多个儒生，而他反右就反掉了四十多万个知识分子。他为此自豪地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说我们像秦始皇，我说你们说得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这样的大无畏反潮流的确是前无古人，但也正因为人们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很难改变，从而又影响了对毛本人的正面评价。
又比如曹操，由于其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他的当朝时期就架空了皇帝，而他一死儿子立即废汉自立。儒家出于维护正统秩序的理念，自然认为他属于逆臣之列。在儒家核心文化的影响下，民间文化进一步将曹操描绘为“白脸奸贼”，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毛泽东却要反这个潮流，坚持要为曹操翻案。这就不仅影响了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搅乱了人们已经形成的历史是非观念，从而认为历史可以任由后人随意打扮。这就为以后的“历史虚无论”埋下了种子。
从上面对两个人物的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确是由人民书写的，人民书写的历史可能与历史真实不符，也可能不合某位英雄或某个政治集团的立场或理念，但只要人民一旦形成某种固化的定论，后人对其表示认同与尊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毛一直强调是人民创造历史，但对千百年来在人民心中已经形成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却要反潮流翻案，这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为的了。
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中国的历史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儒家认为“小康”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各私其私”的现实基础上的，所以儒家一直认为经济还是要以民办为主。对此，早在西汉的《盐铁论》就确立了这个原则。在宋时民办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纸币、证券、银号、超级市场都开始产生，这些现代市场经济的要素，要比西方早三百到五百年。
如此，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私有经济一直是常态，而土地私有就是一项最基本的私有产权。土地私有后一是土地受珍惜，二是传统农业适于土地私有者的精耕细作。中国的工商业在漫长的历史上也一直是私营为主体，这使得产权明晰，责权利一致，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
中国的教育，自孔子后的二千多年间也是官民同办，民办为主，官办为辅。好的高等学府都是私立----这与当今的美国大学布局一样。官府只用考试办法取才并对教育进行政策性引导，自然也是成本低效率高。不必担心民办教育会培养出奸邪或造反人才，因为社会、政府、士人都遵循常理常道，其价值观方法论都高度统一于儒家文化。
中国社会的一切就这么一路走来，直到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均在民间，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且最易实现社会自治。即便按最现代的小政府大社会标准看，中国的这一模式也是超前的。尽管中共有自己既定的远大目标，但49年这个时间点上的中国，到底适于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根据某一教条或某些人的主观臆断就能随便确定了的。
然而，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一切都要发生剧变。毛泽东和他的同道们在城市主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即将私营经济通过赎买入股改造为国营经济，在农村主导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此后，城市农村全面走向“一大二公”的“大锅饭”社会。这种社会当然注重了低层次的公平，使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但“大锅饭”也容易形成“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低效率。
儒家吿戒统治者“马上得天下”后，必须“马下治天下”，儒家告诫政治人物：“民以食为天”。儒家明确认识到人类社会因“大道既隐”，便进入了“各私其私”阶段。这就意味着打天下可以用“革命精神”“无私奉献”“官兵一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战时共产主义”，坐天下则必须用符合常理常道的可持续统治方式，必须注意到社会成员的差异性，必须用制度政策调动人民的创新活力和劳动热情，甚至既要抑制人的私欲，又要利用人的私心。
然而，毛却从强烈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出发，提出“继续革命论”来对抗数千年形成的私有制习惯势力，来挑战人们内在的私心私欲，在和平时期不断人为地掀起一场场“革命运动”，直到发动“文革”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越来越严重的背离了社会的常理常道，背理了儒家精神，而又没有儒家“中庸之道”方法论的缓冲，所以每次运动都趋于极端化，以至每次错误都带来严重后果。
后果最严重者是“三年困难”饿死人的问题，右岸人士坚持说饿死了3700万人，左岸反击说没有那么多，最多1700万。如按后者，中国历史上遇到自然灾害也会饿死数百万人，若依人口比例计算，1700万也不是最多，但问题是历史上饿死人纯是自然灾害，其间往往因战乱，政府与儒家社会不能有效救助。而此次虽有“天灾”，但主要却是实行“人民公社”后的严重浪费、减产，政府统购，用强力收走了余粮，儒家社会被拆散，民众不能互相救助，甚至连过去遇到灾年迫不得已的“逃荒”都被严格限止等等所致。
最可对比的是，中国在宋代的江西庐山脚下就形成了一个不叫“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即“义门陈”村，那里实行的就是集体耕种、集体作工，免费公共食堂、免费教育(托儿所、学堂、书院)，免费医疗等一应俱全，人口最多时达到了数万人的规模，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同世界”即共产主义试验，无论规模与年代都远大于久于马克思所知道的那个欧文与傅立叶的共产主义实验。“义门陈”村存在了近三百年，从南北朝一直到两宋，受到多位皇帝的嘉奖。当时她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能有效对抗自然灾害。
而在新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后却加剧了自然灾害，深层原因就是“义门陈”村是在建设儒家社会，“人民公社”则是在拆散儒家社会。拆散儒家社会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毛泽东的一世英名也由此而被严重污损。
假如毛在清醒的意识层面(而不仅仅是在潜意识层面)对儒家精神有一些温情，接受一些儒家智慧，他生前的后几十年就不会犯下那么严重的一连串错误，即便犯了错误，后果也不会那么严重。如此，他的身后也就不会被翻盘。但不幸得很，由于毛远离了儒家精神与智慧，一切都走得太远。
领袖与敬畏意识
领袖为什么会这样犯下一连串的错误？关键还是他在青少年时代正遇上了五四反传统流行文化的盛行，国家当时又很糟糕，使他养成了强烈的反叛性格，尤其后来建立了新中国，他的功劳、威信、权力达到了无可匹敌的程度，就连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都有相当的自信与自得，这种心情早在他还处于落难陕北时，就通过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作了乐观的预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样的不可一世，使得他又怎能在意人类历史文化传下的一条宝贵精神财富----敬畏意识呢？
其实，敬畏意识是人类轴心文化的共同精神财富。基督教要人们敬畏上帝，伊斯兰教要人们敬畏安拉，佛教要人们敬畏佛佗，道教要人们敬畏大大小小的各路神仙，这些过去都比较有效，但也都比较虚无飘渺，遇上唯物主义这个洪水猛兽后，上述的敬畏主张立即被冲得七零八落，谬无立锥之地。所以要毛泽东在以上基础上形成敬畏意识，那怎么可能？！
然而，中国的轴心文化却非上类。中国的轴心文化是儒学。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体现的是自然规律，大人体现的是社会秩序，圣人之言体现的是历史经验。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儒家提出的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敬畏意识，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精神贡献。
中国历史上大凡有作为的帝王，无不有敬畏之心。唐太宗李世民以魏征引用孔子的话告诫自己：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敬畏天地民心当然没有问题，但中国还有自己的特色敬畏----敬畏历史，因为中国人比较注重历史经验，历史中也确有前人的成败治乱的宝贵遗产。
敬畏历史具像化后就是敬畏历史上的圣贤人物。尤其是对民族的始祖“三皇五帝”抱持敬意，则是后人历史意识与道德认知的底线。那么“三皇五帝”是不是圣贤呢？尧舜禹传位传贤不传子，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的公心后人谁可比肩？但毛泽东却写词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显然不相信那些历史记载，但历史就只记了那些正面的“神圣事”，不相信怎么办呢？
对于孔子，由于其后二千多年的历史，基本是按孔子规定的社会模式一路走来，后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都对孔子抱持着敬畏之心，唯有毛泽东越到晚年越要反这个潮流。他写诗道：“孔学名高实秕糠”。他多次在讲话中很不屑地说，孔子只不过是古代给人办丧事的吹鼓手。的确，到了孔子年代历史记载丰富多面了，一些人就记下了孔子给人当祭祀主持的经历，孔子自己也说自己年少“多能鄙事”，在周游列国落难时甚至自嘲自己为“丧家犬”。但孔子是小小“吹鼓手”还是伟大思想家，这只是个历史常识问题。
中共第一代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也曾是批孔旗手，但他们两位首先把孔子分为“真孔子”与“假孔子”，对早先的“真孔子”，两位深怀敬意，对后世人们塑造的“假孔子”才敢批判。而毛则直接指向当年为人搞祭祀的“真孔子”。
这样对待古圣先贤，历史的殷鉴，先贤的智慧自然就领受不到。后来毛在会见外国元首时直接承认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翻译迟迟不愿将此话译过去，他却逼着翻译直译过去，结果惊得外国领袖目瞪口呆。
西方有上帝敬畏，中国有圣贤敬畏，总之凡是人都要有所敬畏，凡是社会都要有敬畏对像，这既是社会治理底线的需要，也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毛却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所畏惧就很难保证不随心所欲。纵观毛一生的主导意识，是他有着强烈的为民作主，救苦救难思想，这种思想是将自己设定在天上俯瞰世界，这样的心态少了敬畏之心也是自然的。
可以想象，毛与同时代人相比的确是盖世无双，同时代人只能敬畏他，但他却是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后人，后人与前人因为时间本身的顺序性，尊重这种先来后到是任何人无可逃避的宿命。说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可以的，因为他们都是帝王，但对于民族文化的圣人，相当于民族精神的父母，却很少有人敢于随便轻慢。
就以“稍逊风骚”的唐太宗的敬畏问题为例，史书记载了这么一件小事：唐太宗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终于达到了贞观年间的辉煌，但他对史书如何记载这样的功业却心存忧虑，就让史官把记录的史书拿来看看，谁知史官却对太宗说，这不符合袓训与传统，既然圣上任命我写史，就是对我的信任，我会秉笔直书，圣上的成就不会抹煞，圣上的过失也不会夸大。这么说等于承认记下了皇帝的过失，太宗就越发想看，于是他竟派人偷出了史书，可还没等打开，魏征入宫求见，一眼看见了史书，便劝太宗马上送回去。魏征说，皇上现在就送回，我可证明皇上没有看，否则我就不能证明了，那么今后史书记载皇上做的再好的事，也无人相信了！太宗一听问题严重了，赶紧派人送回了史书。
这就是唐太宗对历史的敬畏。太宗杀兄夺位，这是一个皇帝致命的道德缺失，但却由于他对历史对人民甚至对朝臣的敬畏之心，成就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说明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有敬畏之心是多么的重要。(未完待续)
来源：作者赐稿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心之力网
( 闽ICP备2022015686号 ) 
|
百度统计
发表于 2013-9-20 18:32:52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