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救世界

林麟斋院

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救世界

——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安邦兴国造福世界的当务之急

苏斌

自1840年至今，中国人学习西方人的文化已有160余年的历史，百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科技昌明、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人文文化贫乏；官员阶层、知识阶层，以至一般城乡居民的道德溃堤，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物欲至上、私利至上、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等遗害无穷的价值观念像汹涌的潮水一般冲击着中国人的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底线。这种社会现状使人不禁忧虑：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信仰、传统道德换来的那些变化究竟值不值得？是福还是祸？“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种状况若不及时加以改变，后果可以想见。

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机会：20余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东西方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累都提供了这一机会。

机会只存在于变革之中。当下应着手的一切变革中最要紧、最根本、最有效、最经济的变革，是文化的变革。古德说：“文者心之章也。”惟有文化才能教化人心，扭转世态，移风易俗。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和智慧把握这个机会?

在2005年初，笔者有机会聆听了几个报告，论题涉及意识形态与宣传政策、宗教政策、文化与出版政策等问题。报告人守土有责、克尽职守的负责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但听完这些报告，笔者对一些根本性问题仍不得要领。譬如：当下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如何进行全民的道德重建和信仰重建？如何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想和民族精神？如何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和文化国格？若不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信任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等文化危机便难以解决。在今天，在文化问题上，缺乏建设性的党八股作风、缺乏进取心的因循态度、缺乏危机感的鸵鸟哲学都是有害无益的。

江山以武得之，必以文治之，否则必失之于文。修文，历来是共和国一大要紧功课。长期以来，决策者对一些根本性文化问题的思维定势，以及在意识形态、宣传文化领域中急功近利的行为方式，导致主导意识形态与自发社会舆论成为两张皮，主导价值理想与社会实际价值追求成为两张皮，主导道德伦理与社会道德现实成为两张皮，主导精神信仰与社会精神现状成为两张皮。

实话说，我们的官气大于书卷气的一厢情愿的宣传工作所收到的正面效果实在有限，主旋律的宣传与大众文化心态渐行渐远。政权在民族精神与文化领域中的引导力、代表力与影响力受到严重挑战。这种情形任其下去，不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半途而废，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起飞、文化衰败、道德堕落、秩序崩溃”的局面出现。

这种现状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取得相当成果后，未能及时将文化建设列入首要议事日程，未能适时地将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做相应的调整与平衡，致使文化建设严重滞后。

为了清理一下有关文化问题的一些基本观念，笔者谨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略作陈述。

一、西方文化的先天局限与必然没落

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无非是为了解决三个根本问题，即（1）人在自然中的生存问题；（2）人在社会中的生存问题；（3）人的精神生存问题。换言之，人类的全部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三种基本关系而展开的，即（1）人与自然的关系；（2）人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灵的关系。解决这三种问题或处理这三种关系的不同方法和观念，构成了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即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   与人的自然生存相关的物质文明

西方民族大多处于寒带地区，生存问题突出，其文化活动创造大多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并逐渐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三种传统，即（1）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化或对立化的思维模式，（2）以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为基调的科学主义精神，（3）以人的生存为最高目的的人本主义精神。这三项文化传统不仅反映在人的自然生存问题的解决方式上，也反映在人的社会生存和精神生存问题的解决中。

西方文化确实有其神奇效验，当今世界物质器用文明的惊人发达即其证明。但是这种文化的局限性也十分显明：

(1)人在认识自然时，对象化或对立化的思维方式并不能穷尽自然之理，如此则征服自然便成为一句妄语；

(2)数百年来，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深信不疑的两个金科玉律已被人类的文化实践所质疑或证伪：

其一，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或对生产力各要素的不断调整或对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力；

其二，依靠生产力不断发展所带动的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或者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的生存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事实是，当西方文化崛起数百年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变得极度紧张。以征服自然和满足人欲为追求的科学文化与商品文化，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尴尬境地：即使在物质的占有方面仅达到美国现有“人权”标准，人类也将需要七个地球。在环境、资源、能源的严峻现实和冷酷未来面前，西方的物质文明已失去了往日的光环。

人类必须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物质文明，否则人类子孙的命运将必然是悲惨的。

(二) 与人的社会生存相关的社会文明

生存问题一直是西方文化的焦点。这一焦点投射到人类社会关系的主张上便自然是崇尚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哲学是生物达尔文主义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必然。阶级压迫、种族矛盾、文明冲突以及殖民主义、列强争霸、世界大战、军备竞赛、冷战、“反恐战争”等等近现代社会中数不尽的名堂，都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哲学投下的暗影。所有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今人类世界是一个强权大于公理的世界，而这样的一个世界正是西方社会文明的产物。

尽管西方世界在国内政治方面运用了一系列措施来消解其固有的文化病，例如民主与法制、福利政策、政府干预等，这些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对抑制恶性竞争起到了一定补救效果，但终究治标不治本，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无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划清界限。而且，随着资本势力的超出国界，阶级压迫在一定意义上转化为国家压迫或民族压迫，西方国家内部各阶级间的生存竞争也部分地转化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于是，发达国家的本国国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共同利益集团，与不发达国家居民形成更大规模的生存竞争。截止目前，这种更大规模的生存竞争不但没有消解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西方世界标榜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权理念和价值标准，但限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西方发达世界是不可能将他们的价值理想贯彻到底的——因为那将严重违背他们的自身利益。

顺便提一句：被西方视为神圣的民主制度，其实也未必注定就是救治世道的灵丹妙药，因为当某种标准的文化理念未能普及或实现时，民主政治极易导致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狭隘狂热或被利益集团操控。像希特勒、陈水扁这种政治人物就是产生于民主政治；像动辄攻打侵略别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样不得人心的决策，就是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做出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的正面价值，而只是想说明事有次第、情有缓急，世间的事情不能以一废十。

(三)心灵世界与精神文明

在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三种人类存在形态中，精神存在具有着最高意义的价值坐标蕴涵。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发挥着无形但却巨大的引导和影响作用。

西方世界精神文明的主要源泉是其宗教和哲学。

1.宗教

如果不是两千余年前发源于亚洲的耶稣信仰传入欧洲，并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成为西方人的精神依归和价值理想诉求，甚至在相当时期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准则，西方世界真还不知是个什么样子。

耶稣信仰的传播，在无法估量的程度上缓和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矛盾，舒解了人的压力，抑制了功利主义和强权主义的蔓延，提升了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品质。但是，与东方世界的精神文化成果相比，耶稣信仰还只是一种相对初级和武断的宗教信仰。她对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存在的洞察是相对浅表的，对人自身及世界的感悟是欠究竟的，是缺乏认识价值的。因此，耶稣信仰的宗教实践和道德实践,对于人类的生命实践和社会实践,缺乏深刻的影响力和指导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经历了20个世纪的普及传播，与耶稣信仰相违背的物欲至上、功利至上、强权至上等野蛮时代的价值观，可以跟着“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潮卷土重来并取而代之了。近现代西方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粗俗价值观，在滋生了一个又一个以掠夺为能事的世界霸权之后，目前正由美国霸权推动，以优胜文化的姿态向全球蔓延。这种趋势对于地球人类文明史的影响将是空前灾难性的。

2.哲学

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或主要哲学方法是理性主义的，即概念的、逻辑的、分析的，亦即工具性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的哲学理性无法具备东方式的完整、终极、彻底的觉性智慧，因而也就无法胜任哲学所赋予自身的、以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形式呈现人生和宇宙真谛的使命。实际上，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后就只是西方文化与价值的总结和论证工具而已，一直缺少真正意义的哲学觉性智慧。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哲学传统与西方的宗教信仰一直是相抵牾的，尽管有人曾做过融合二者的努力，但皆告失败。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的物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主义等先天性局限，已经导致了全球化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灾难性紧张关系，西方文明本身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的文化出路在东方，在悠久而智慧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二、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再度兴盛

中国传统文化以治心救世为最高价值诉求。与西方向外驰求以满足身心欲望的文化相反，中国文化以反求诸己、达致身心世界的内在和谐为特色。

西方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其现世性、功利性，

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是其超越性、圣贤性。

西方文化重视发现、获得、竞争、征服，是一种对外依赖的外向型文化，

中国文化重视内省、感悟、和谐、融合，是一种向内诉求的内向型文化。

西方文化重人道，圣道在人道之外；中国文化重圣道，人道在圣道之中。

（一）     从身心体用关系上比较中西文化

自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以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主张以身为体，以心为用，以物统心，心物一体。

在哲学本体论上，物质为本体，精神是物质的属性，当身体消亡时，精神属性也随之消亡。

在认识论上，精神只能作为身体的属性被当作客体或对象来认识。巴甫洛夫“刺激—反应”模式的心理学即是其认识论基础。在这种对象化的认识方法中，精神永远只能被当作客体而不是主体被认识，这是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西方的这种身心体用文化必然从其道德实践、社会治理方式和价值理想追求等方面体现出来。

中国传统文化以心为体，以身为用，以心摄物、心物合一。心灵为本体，而物质的身体则是心灵的外化或寄居。在本体论上，精神常存而肉体生死无常；

在认识论上，心灵通过觉与悟而达到对自身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中国传统的这种身心体用文化也必然会显现为道德伦理实践、社会治理方式和价值理想追求。

(二)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的三个基本内容上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主张。

1.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存文明

如果用最简洁的表述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神髓，那便是克己、和谐这四个字。惟有克己方能和谐。在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和人的生存之道上，中国人克己、和谐的文化精神得以充分体现。

克己的含义首先是制欲，即不让自己的欲望破坏自然、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文化崇敬自然，感念珍惜自然的一草一木，与自然生态环境生死相依；顺应自然，不为了自己的欲望轻易改变自然环境，不破坏自然本身的循环、再生与和谐；崇尚勤劳、节俭、素朴的生活方式，反对铺张、享乐，反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反对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中国文化反求诸己的内向型特点，不仅表现为面对自然时的恭敬、谦退和自我克制，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对自然本身的透彻认识上。只要看一看中医对人体与精神和自然界关系的深刻领悟，我们就更能了解中国文化的超越性。这种超越的智慧不是西方科学所能达致的。

很多人讨论为什么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后科技不昌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化的自我克制与追求天地人和谐，是本质原因。

2．社会道德文明

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哲学相反，中国人以克己与和谐的文化精神，创造了自己的社会文明和道德文明。中国传统的社会与道德文明有如下四个显著特点：

甲，治理社会，中国文化主张标本兼治，而尤重治本。所谓“本”，也就道德风化。

乙，强调精神道德高于物质利益，主张重义轻利，和而不争。

丙，重视自身的道德完善，主张厚德载物，以德报怨，以德服人。

丁，主张以礼待人，求同存异。

强调不把自己的意志加于他人，即所谓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正是这种社会道德文明，使得中国成为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能和睦相处的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融合的古老文明国度。也正是这种社会道德文明，使得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从未成为周边国家的威胁，而是一直扮演着先进、高尚文明的输出者的角色。放眼今天的世界局势，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民族文化的崇高境界和无上价值。

3．心灵世界与精神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是文明精神、纯净心灵、修德体道。这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根本内容，也是其核心奥秘。

A．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修心，二是治世。修心方能治世，治世必先修心。儒家思想学说既是修心之学，也是治世之学。“智仁勇”也好，“礼义廉耻”也好，“忠孝节义”也好，都既是修心之法，也是治世之方。在儒家看来，人心之乱在肉欲牵引，社会之乱在物欲横流，其因一也。以道与德修心治世，要在制欲得法，使人欲不致离德悖道。儒家道德救世的理念于当今尤具深意。无论海内海外，一种新的和谐秩序的重建，都离不开此一治本之方，除此而外，皆为权宜之策。

B．道家思想的核心道家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天地人合一的天才哲学世界观。道家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一种超越自我、生死和一切现世价值的穿透视角，为心灵开辟出一种不被外物障蔽的精神境界，即对人、社会、自然的更为本真的洞察。这种洞察以及一系列内修外证的方法即沉淀为道家文化的体系，包含形而上的哲学观、阴阳和合的自然观、无为而治的社会观、超越现世的人生观，以及将道家智慧应用于各个文化领域所得到的政治学、医学、建筑学、军事学以及天文、地理、占卜和民俗等成果。道家关于精神人格自主独立于天地万物之间，既与之相通相和又不被其主宰支配的哲学理念，为儒家以心灵自觉为主旨的道德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哲学支撑。这也许就是孔子向老子问道的缘由，也许就是孔子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叹的缘由。儒家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与道家的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的交融互补，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C．佛家思想的传入当儒道及其他诸子百家之学兴盛繁荣了数百年之后，当规模气象已有大成的中国文化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时，为什么汉代以来的历代中国菁英还要跋涉万里，不辞艰辛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虚心向印度学习，求取佛家文化呢？套用一句禅宗话头：究竟“如何是佛祖西来意”呢？中国文化主张以心为本宗，以心摄物，心物不二。但心之道、物之理的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是包括儒道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皆未能给出令人完全不生疑惑的解答的，因而也是历代文化菁英所殚精竭虑地追问和探究的。印度佛家思想以其洞察幽冥、博大精深的智慧，透彻玄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国的菁英们在额首叹服之余，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地前去留学，是为“取经”。

佛家文化传入中国后，迅速与儒道文化互相影响，互相融汇，使中国的心灵文化与精神文明提升到了一个至大、至高、至深、至容的境界。从此，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局已定，气象已备，规模已成。

佛家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大熔炉之后，在与儒道文化相互涵容、相互推动之余，还因所侧重的文化层面和领域的不同，大致划分和承担了不同的文化使命：

儒家文化侧重心灵启迪（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政治）的建设；

道家文化侧重于心智开发和自然秩序（天地人和谐关系）的探索；

佛家文化侧重于智慧觉悟的教导和终极价值的传播。

如果说“道”就是路的意思，那便可以说：儒家文化是心灵通向人间之路，道家文化是心灵通向天地之路，佛家文化是心灵通向宇宙无极之路。或者说，儒家思想是社会人生哲学，道家思想是自然人生哲学，佛家思想是宇宙人生哲学。这是一种仅为了表述方便而作的区分，其实，这三条道路是殊途同归的。

儒道佛文化的这种合流，可以从曾国藩的“治心诀”看出其消息：“未来不迎，既来不染，已去不追……是之谓仁而已矣，是之谓道而已矣！”晚清大儒曾国藩将佛家“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的明心治念法门直接称之为儒家之仁和道家之道，可见其深谙儒道佛三家文化之旨要。

D．儒道佛“三驾马车”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启发儒道佛既合作又分工，这种三足鼎立的开放式文化架构建立之后，中国便全面进入了高速、强劲、漫长的发展时期。汉唐七百余年间，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令世人瞠目，仿佛被一种内在智慧的爆发唤醒，仿佛被一种神奇的能量推动。中国人在心灵、社会和自然中怡然自处，中国文化从此蔚然大观，中华民族从此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其他民族的进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灭以后，尤其进入宋代之后，随着朝廷与士大夫集团对儒家文化采取短视的功利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文化政策，佛道等其他文化渐被边缘化，儒家文化也进入了理学的死胡同。从此中国文化暮气渐盛，以致固步自封，逐渐丧失了发展的内在动力，直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尽管如此，在唐灭以后的近千年中，中华民族光靠吃祖先的文化老本，仍不失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最优秀者，其文华物宝仍足以令世人叹为观止，钦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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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文明的崛起与中华文明的溃堤

西方生存文化和物质文明的积累终于达到了一个爆发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借助“文艺复兴”的契机，维持了千年的耶稣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剧烈演变和发展时期。这个时代以陆续不断的民族国家形成和资产阶级革命为表征，其实质是一场影响全球变化深刻的文化大革命。

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数百年间，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不断爆炸性发展。这种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在极大提升和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在毫无限制地刺激与鼓励着人类追求物欲享乐、崇尚超需求消费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从此，人类被不由自主地带入了一种全新的生存状态，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心灵的关系随之渐趋紧张。

外向、外求的西方文化驱动着日益强大的西方世界不断地向外扩张，高度先进的生产方式、交通工具和杀人武器使西方人具有了跨洋越海、所向披靡的征服力。战舰所到之处，世界各民族无不屈服或接受同化。西方人就像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样，恣意地享受着他们的物质文明成果，快意地行使着他们的文化裁判权和生存裁决权。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命运，便是在西方的强势文化压力之下展开的。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开路，满载着他们的文明突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

A,清朝统治者首先感到的是气馁和惊慌，因为对任何国家政权而言，统治首先味着武力垄断，而西方人的武力却打破了这种垄断。

B，文化阶层普遍感觉气恼和忧虑。气恼是因为西方人的形而下文化竟然如此耀武扬威；忧虑是因为这些靠了“奇技淫巧”取胜的西方人的确不好对付。

C，对大众而言，西方人威胁到了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令他们不安；而西方人的强大则令他们对自己的统治者渐失敬畏和信心。

清朝统治者的犹豫和举措失当终于引发了救亡图存的革命。

革命时期，激情总是多于理性。改变现状的革命诉求渐渐升级为打破一切。我们在“打倒孔家店”（陈独秀语）和“全盘西化”（胡适语）这两个革命口号之间，实在看不出什么本质区别来。不同的革命党在如何建设方面分歧严重，但在如何打破方面似乎并无不同。“破字当头”这四个字，正是西舰东来后革命知识分子的一致意见。于是，曾使中国繁盛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便在中国一朝失利之时被扫除净尽。

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大国，虽然曾多次遭受外族入侵，甚至多次被异族征服或统治，但她的文化却从未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征服者被征服，占领者被同化的文化喜剧曾一再上演。中国的历史曾一再这样提醒世人：

中国人是可以战胜的，但中国文化是不可以被征服的。

然而这一次却似乎不同。西方文化以先进的杀人武器、物美价廉的各式商品为先导，以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为核心价值，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中国文化的堤防很快便溃垮无存。

在此之前，同样来自西方的耶稣文化曾试图突破这道堤防，他们努力了数百年而未收成效——西方人的精神文化败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面前。这一次西方人胜利了—— 西方人的物质文化战胜了中国人的物质文化，也战胜了中国的精神文化。

然而，仔细检讨之后人们发现：中国文化的这次大溃堤并不是西方人做成的，而是由中国人自己做成的，即由外部冲击肇其始，以内部瓦解告其终。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显著的分水岭。以此为界，为自己的文化自豪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突然变得对自己的文化怀疑以至厌憎起来。中国人的文化人格从自信变得自卑，从自豪变得自惭形秽。这种转变之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

即便当西方文化菁英终于认识到西方文化已走到尽头的时候，当西方文化宗师终于宣告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拯救人类文明的时候，我们那些迷信西方权威的知识界人士却懵然不解其意，仍继续高唱着西方文化至上的圣歌。

唉！救亡图存的革命所拯救出来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吗？

一个失去了文化自尊的民族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吗？

一个轻易放弃自己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会有远大前程吗？

答案自然都是否定的。

四、中西文化的交汇互补

1840年以后，中国一部分智识精英在研判和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开始痛切反思中国文化的种种问题，力图为迷茫和苦难中的国家找到一条文化出路。在这些精英中，张之洞算得上一位明眼人。他的八字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是处置中西文化关系的独具只眼的主张。而他在论及中西学双方短处时所说“旧学之弊在因噎废食，西学之弊在岐多亡羊”，这种洞察至今仍能启人遐思。

(一) “旧学之弊在因噎废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到前面关于宋代的话头。

宋代（尤指北宋）的历史是一段很奇特的历史。她的文化发达——唐宋八大家中有五人出在此时，而且史学如司马光、理学如二程、张载，都堪称巨匠；她的政治开明——优待文人，实行文官政治，崇尚以儒家的政治理念治国；她的财富充足—— 北宋失国后，设在全国各地不可胜数的国库中，财富仍堆积如山以至腐烂。可是，北宋又是这样的一个朝代：文化保守、政治僵化、国力虚弱。何以如此自相矛盾呢？关键原因之一在于皇家文化政策的失误。这一致命失误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一系列的重大失误，比如对文官集团的失控、对士绅豪族的失控，以及最终对国家政策体系的失控。

以武力得国的北宋开国者，深知以文治国的重要，因而定下祖制命其子孙崇高文化，礼遇文人，优待文官，并诚意实行文官政治。但由于对文化的体认和驾驭力不足，因而导致对“文官”的过度依赖。这就引发了两种情形：1.北宋文官尽是“八股取士”出身的儒生，他们对儒家经典的功利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左右了文坛、官场，并进而左右了皇家决策者，遂使教条化了的儒家一家独大，佛道及诸家文化被严重边缘化，中国文化从此变得畸形。这实际上也把儒家带进了死胡同，一方面，儒家思想被当作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另一方面，儒家修心治世之学被供奉在脱离现实生活的乌托邦圣坛上，被迂腐、浮夸的文官集团用做简单的教条，从此，皇家和百姓便在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上受制于人，无法与之平等有益地对话。2.这些文官及其梯队基本都是富户豪门。他们并不真想也并不真懂用儒家学说修心治世，而是用其作为确保既得利益的护身符和与皇家分庭抗礼的盾牌与矛枪。

例如，官居高位的“旧党”成员在坚决抵制神宗皇帝抑制兼并、强国富民的变法时说：“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于百姓何事？”“天下财富是一个定数”，“富人为天下守财”……皇家文化政策的失误孕育了文官集团、文化阶层、富人集团的三连体怪胎；皇家（仁宗和神宗）的变法因受到这三连体怪胎的反对而流产。皇家的改革既得不到这怪胎的支持，改革的失败又使皇家失去了百姓的拥戴和护卫，于是宿命现前：两位皇帝被敌国所掳，北宋失国。中国文化从此走了下坡路。

从文化政策上总结，北宋的历史有几点教训：

(一)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等）的开放式架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政策必然导致衰退和枯竭。

(二)对一个政权而言，放弃在社会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上的代表性，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放弃政权。

(三)对一种主流文化而言，如果它不能同时统摄和推动自然、社会、心灵这三方面文化内涵的发展，而使这三个方面彼此忽略甚至矛盾，那么，这种主流文化必然是偏狭、病态的。当北宋文官集团真正施行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时；当对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取代和排斥了所有其他文化内容，妨害了各个方面文化内涵的全面和谐发展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停滞不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北宋国开始的近千年中国历史恰好就是这个样子。

宋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皇家与官僚集团争夺实权的死胡同。从宋至明一直未能跳出这个圈子。当满清政权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某种平衡时，这个由中华文化圈边缘入主中原的政治集团又沉浸在中华旧有文化的海洋之中，既无余力也未感必要对所承继的文化做些发展和创新工作，直到1840年遭遇强大的西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在文化政策上的因噎废食，例如在国家意识形态、信仰、道德等方面的教条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社会文明和物质文明等方面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短视，成就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强势。

（二）西学之弊在岐多亡羊。

西方文化以求生存及生存之改善为价值追求，既以人欲为出发，也以人欲为导向。人欲的满足和对利害关系的理性权衡，构成近代以来西学两大基本内容。前者使西方在其所涉足的每一条生存之路上都走得甚远，大大突破了人类文明（物质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历史疆界，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例如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创造了新的自然生存方式，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创造了新的社会生存方式）。后者则是要使这些创造能够被控制在对人类有益无害的合理范围之内，不致危害到人类的生存（例如通过立法和协商对科技、市场环境、能源资源及秩序与和平等问题实行干预）。

然而，由于前述西方文化的先天局限，即在自然、社会、心灵这三个方面的根本迷失，西方文化已无法控制它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面释放出的力量。尽管他们想出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终都被证明是治标不治本的“平安药方”，无法根治其“文明病”。清点一下西方发明的数不清的“协约”、“公约”、“条约”、“议定书”甚至联合国宪章等等，大体皆属此类。以此类推，由美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近年开出的“全球化”药方，从文化上说，不过是西方文明之癌细胞扩散到全球而已。而由一批西方科学家提出的所谓“火星移民计划”，则只是一个当西方文明毁灭了地球之后，人类将他们的子孙（只能是一小部分）转移到火星上的人造温室（或是坟墓？）的计划而已——而这是否就是西方文明为人类预示的前程？是否就是科学与民主价值体系的未来投影？

（三）中西文化交融是人类之福祉。

如果可以概略地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崇尚知识与技巧；中国文化是一种慧性文化，崇尚觉悟与无为，那么智与慧的双运双修，便是中西文化交融合作以造福人类的必由之路。正如中国先贤所说；智不及则不足以谋其大，智不歇则不足以谋其远。近几百年的人类文明史表明，西方得其大而失其远，中国得其远而失其大。就当下而言，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西方文化，而人类社会的和谐与持久离不开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一辆高速行驶马力十足的汽车不能缺少方向盘和刹车系统。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任何一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是人类进步的机会，只是这种交流与融合必须是双向的，而不能是单边的，单边的文化关系无论对输出方还是接受方都是潜伏隐患的。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单向地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西方人单向地输出他们的文化，蔑视或无视其他民族的文化，是西方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

西方之形而下的生存文化在性质上是方面的、局部的、地域的文化，中国传统之形而上的和谐文化在性质上是全面的、整体的、天下的文化。当西方人用科学进步和市场开拓把人类各民族从各方面、各局部、各地域推向全面、整体和天下时，也就把人类带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关怀的范围，即在人与自然方面由征服利用而和谐，在人与社会方面由生存竞争而和谐，在人与心灵方面由体用颠倒而和谐。像“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样的口号，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

当然，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能简单作答的问题，任何一方都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对方。问题在于，在这种交流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缺席。当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时，中国人就等于在这次“三千年之一大变局”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弃权。

关于宗教问题的若干思考

在几乎所有重要民族的发展史中，宗教都位居人文文化之塔的最顶端。她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民族凝聚力的渊薮。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可以说自汉以后，儒释道文化已经渗透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

大可不必一见“宗教”二字便视如洪水猛兽，以为异类或怪诞。所谓“宗教”，无非是“宗师遗教”的意思而已。后人依古圣先贤的智慧与悲悯行事，得以正确处理人生及各种问题，这是人类独具的优秀文化传统。

好的宗教文化如儒道佛文化不但与国家、民族利益不相矛盾，而且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治国之要在治民之心，而儒道佛文化正是治心之道——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与运用而已。可以这样说：当今能否以大智慧大胸襟对待和运用宗教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努力能否大见成效的关键一步棋。

把支持发展宗教定为国策，这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史中的成功经验。以佛教为例：佛教传入我国已近两千年，她的传入是我们民族追求人生与宇宙真谛的最伟大的成就。从她传入那天起，她便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不可或缺的养分：佛教的大智慧征服了中华民族，佛教的慈悲精神感动了中华民族。据说我国目前信仰佛教的民众有一亿余人，假使这个统计是有依据的，我仍认为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人口应是成倍于这个数字。佛教是一种信仰，一种道德，一种文化，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都乐于聚集在她的周围，或至少不愿站在她的对立面。

因此，对于佛教文化，排斥、限制或者功利主义的容忍与利用，都是极不具大智慧的态度。前些年邪教“法轮功”的喧闹一时，恰恰是由于国教不彰的缘故。

宗教政策的偏失造成了若干后果。例如：

一方面，党不能正面引导佛教僧团，致使僧尼素质严重下滑，甚至风气日下，官场气、市井气充斥丛林，使佛教文化受损，佛教的积极救世作用不得发挥，信众的信心受挫，并进一步导致世风恶化。更有民众把丛林中的腐败风气看作是国家公务员队伍腐败堕落的延伸。

另一方面，由于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未能梳理通畅，致使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在党的意识形态与佛教文化之间进退失据，左右两难。要么是党八股式的说教，要么是见党说党话、见佛说佛话、两边讨巧的油滑，这在一般民众与知识阶层中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深谙官场文化的出家人“僧官”，说得一口流利的官场八股文，令人怀疑他究竟是官还是僧。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与其千人一面而离心离德，不如千人千面而同心同德。

不妨借鉴一下大唐武则天对待佛教的态度。武则天的读书生涯和生活经历使她得以通晓儒道佛文化及其各自不同的功用，尤其明了佛教对于教化国民、培植信仰、道德净化和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她主政50余年，最令后人惊异的是，她竟是第一位以九五之尊向禅宗和尚行跪拜大礼的中国皇帝——这一跪，跪的是江山社稷；这一跪，跪出了大唐胸襟和盛唐气象。她的重文教与严吏制这两项国策，与唐的全面繁盛有最重要的关系。

有容乃大——历史无数次地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着这句格言。如今，创建和谐社会也不能违背这句格言。

还想一提的是宗教官员问题。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除了必须懂国策之外，还应同时懂文化、懂宗教，三者缺一不可。选用这样的人才应不拘一格，不必一味强调学历与年轻化，因为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衡量，文化与宗教的修养远比学历和年龄更重要，而且这种修养是现今学校无法培养的，没有几十年的功夫是根本陶铸不出来的。

以上所言虽难免孤陋，毕竟发自肺腑，倘能千虑一得，愚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