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激活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基因——訪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葉小文
近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對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和價值觀作出新的重要指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此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 《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也指出，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傳統文化與當下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究竟有何關系？能否在優秀傳統文化中找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倫理？本報記者採訪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葉小文。
解放新論：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得到積極而又強烈的社會反響。這是為什麼？《意見》回應了人們對核心價值觀的哪些期待？
葉小文：這有重要的現實和歷史背景。當前，從國家層面看，中央重拳出擊治理腐敗，重塑官德，改善吏治，尋找破除權力尋租的良方﹔從日常生活層面看，老百姓對於“扶不扶老人”等事件不斷熱議，道德問題、底線問題常常引發人們的拷問。這兩個層面的現象看似相關度不高，但實際背后都涉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華民族有著強大文化傳承和文化自信，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不曾中斷。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陷入深沉的文化焦慮，遇到價值觀的兩次大的絞力：
一是近代中國在幾乎要亡國之際，中華民族面對的文化困惑和價值選擇。面對文藝復興后的西方，面對工業化進程加快的西方國家，當時的中國落后、破落到讓人宰割的地步。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新思舊思的大討論，實際是民族危亡之際的價值觀痛悔和反思。當時，胡適、陳獨秀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拋棄舊文化﹔要民主、要自由，要以新文化來救中國。這其實是中華民族一次價值觀的大危機、大沖擊，是一種民族存亡絞力下的價值觀大討論。
二是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再次面對的價值觀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人們生活條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國家綜合實力逐步增強。可是，由於我們進入市場經濟這樣一個人類進步的但充滿了矛盾的大場裡面，價值觀和文化層面又開始有絞力了。此背景下，我們要回答，物質豐富了，為什麼有的人精神反而貧乏了？道德到底該怎麼搞？人有沒有底線？應不應該、能不能夠有一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解決這些問題？
《意見》是對當前國家面對的價值觀絞力的一個有力回應，它切中了人們對於價值觀問題的思考和困惑。從國家和民族復興層面來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在現代化的艱難進程中實現，現代化則要靠民族精神的堅實支撐和強力推動。這就是《意見》出台后引發社會各界關注的背景和深層原因。
解放新論：習近平總書記和《意見》都談到優秀傳統文化。傳統文化究竟能對核心價值觀這個民族復興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大問題提供怎樣的解答？
葉小文：《意見》出台標志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必要性”的熱烈討論和統一認識，進入到“可行性”的切實操作和走向落實的新階段。
價值觀是根植於現實生活的。經濟基礎的改變必然會引發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因此，要針對人們日常經濟生活中的變化，來構建我們的新的價值觀念。這個變化從根本上來看就是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
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體系，有積極性的一面，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有力工具。但市場經濟對價值觀有兩個相反方向的作用力：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也就是說，一方面，資本追逐利潤，個人追求物質利益，會導致拜金主義，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市場規則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會整體日益追求公平正義和道德水平提高。市場經濟自身存在著一種深刻的道德悖論，而這個悖論又很難在市場經濟機制內部解決。
面對這樣一個大問題，我們有什麼獨特的解決辦法嗎？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偉大民族，在走向現代化、建設現代市場經濟中，解決道德悖論的一個重要資源和優勢，是其文化傳統。中華文化中的精華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精神滋養。應該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激活中華民族中優秀的精神基因，使其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倫理的一個重要精神來源。
解放新論：但有人提出，傳統文化無法為人們提供化解現代價值觀困局的能力。今天，該怎麼理解傳統文化有其存在價值，特別是它在市場經濟中運用的價值？
葉小文：先來看看很多西方國家學者對市場經濟的倫理對策。其中兩個人的貢獻最為顯著：
一個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基於人性本善的假設，把源於人的同情的利他主義情操視為人類道德行為的普遍基礎和動機。在《國富論》中，又把人性本惡作為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把個人利己主義的利益追求當作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動機。一種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義的社會道義論，與一種人性本惡的經濟利己主義的個人目的論，矛盾而奇妙地共生於“斯密理論”之中。但他提出了問題，卻未能解決問題，給出的是一個“斯密悖論”。
另一個是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於是現實生活中，資本家為了証明自己獲得上帝的救贖，積極勤勞致富，承擔“誠實交易”、“遵守承諾”和“守時”等義務和責任，並且以刻苦、勤奮、忠誠等態度來對待各自的職業，小心而又有遠見地追求經濟成功。韋伯的觀點一度深刻地影響了西方世界，但隨著社會的變化出現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機，就是美國市場經濟信任危機、倫理危機的必然反映，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可能解決市場經濟道德悖論的注腳。
但是，他們的探索也給我們留下兩點深刻的印象：一是斯密強調靠“人的本性”啟發我們，蘊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二是韋伯能傾其一生，致力於從比較的高度去探討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該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我們為什麼不去認真探討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呢？
所以，盡管傳統文化、傳統道德過去沒有、現在也不能簡單地就把我們帶進現代化，但我們強調要充分挖掘優秀傳統文化在市場經濟中的價值，不是要簡單地回到傳統，而是要使時代精神和傳統文化相互交織，發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倫理的新芽，使其成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支撐。對於傳統文化不可能照搬，而需要重鑄。時代精神強調時代的理性認同，民族精神立足於民族的情感認同。民族認同不是邏輯推理或理性構造的結果，而是民族傳統中長期的歷史和文化積澱的產物。現代化呼喚時代精神，民族復興呼喚民族精神。時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張揚，民族精神就要從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澱中重鑄。
解放新論：怎樣重鑄？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葉小文：這可以從回答三個問題開始：一是在人性和金錢的碰撞中如何激揚人性？鑒於近利遠親、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現象，要從民族優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強化道德約束和慎終追遠的定力，去增強我們民族在現代化浪潮中強身壯體的抗體，增強在各種物質誘惑中的免疫機能。
二是在權力和資本的結合中如何約束權力？中國有推崇君子人格的傳統。諸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諄諄告誡，修齊治平、治國安民的政治理想，“載舟”、“覆舟”、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百姓情懷等，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君子之德”，與共產黨人為實現共產主義前赴后繼的遠大理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黨的各級干部不妨從傳統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權力約束的“緊箍咒”，獲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養浩然正氣。
三是如何避免市場經濟全方位滲入社會生活更好地治理社會？中國歷史上，很多人主張“儒法並用”、“德刑相輔”。治理國家和社會是復雜的系統工程。黨提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這方面的治理思想與經驗。以德治國，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之一，是中華民族應該認真繼承使之轉化為新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之一。
總的來說，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在解決好市場經濟倫理問題上“接地氣”，在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上“採金礦”。
關於“接地氣”，《意見》明確要求，“確立經濟發展目標和發展規劃，出台經濟社會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開展各項生產經營活動，要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要注重經濟行為和價值導向有機統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實現市場經濟和道德建設良性互動。建立完善相應的政策評估和糾偏機制，防止出現具體政策措施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背離的現象”。
關於“採金礦”，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靠“神召”來作為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價值觀。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天下情懷，“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等。這是一個偉大民族幾千年傳承的集體記憶、集體呼喚，遠比西方文化中“創世者”的一個“神召”來得厚實和豐富。
不只是社會主義中國，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會面對精神支柱、精神安頓的問題。其中，價值觀問題尤其是市場經濟的倫理問題，是東西方都遇到並且至今並未解決的大問題。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是，在今天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時，不要輕看另一個“決定性作用”——具有突出優勢、深厚軟實力和重要精神支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背景下，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斷生長和放大，就可能形成百病不侵的抗體，百折不撓的動力，形成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倫理。可以嘗試著，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激活這些精神基因，成功結合資本的沖動與誠信的構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范。當這個價值觀的大問題基本解決了，當大家都富起來，且成為君子，微觀層面上的“扶不扶”、“騙不騙”的問題，也就會迎刃而解了。（記者 李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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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25 20: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