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爱在流淌

莺歌

红色的爱在流淌

来源：五色土网站

       截至2009年3月，刘苏在山东省血液中心的档案被定格为：刘苏，女，55岁，B型，献血总量：86000毫升。
　　儿子蔡啸是在一次找书时，在橱柜的最底处发现那块铜牌的。几天后，同学对蔡啸说：“蔡啸，你妈上报纸了，她献了这么多血，真伟大啊。”
　　那是1996年，蔡啸15岁，上初三。那一年，刘苏拿到义务献血铜质奖章。
　　在蔡啸心里，妈妈实在称不上“伟大”，因为妈妈说了，献血和吃饭、睡觉一样，谁都可以献，没啥了不起。
　　刘苏从小就是个简单的人。16岁，她瞒着父母报名去了内蒙古兵团。凌晨3点起床到黄河边上推淤泥打土坯，顶着大太阳在盐碱地上开荒种水稻，深更半夜赶着骆驼运羊粪，一边干还一边唱。战友受不了这苦，开始托人造病历要往回调，在卫生院工作的刘苏却不闻不问。
    外公是个老红军，老人挂念家里最小的丫头，就向组织提出要刘苏回来照顾他的生活。这是政策允许的，于是，一纸调令把一头雾水的刘苏召回了济南。得知自己回来的“秘密”，刘苏急了：“既然让我回来照顾你，我就在家当护工。”直到老人去世，刘苏才到离家几百里外的胶南计量局上班。
　　9年后，母亲得了尿毒症需要人照顾，刘苏二话没说交上辞职信就回到济南，在母亲病床前侍候了4年……
　　母亲安详地走了，刘苏却丢了“铁饭碗”。但刘苏一点儿也不后悔：能陪母亲这几年，心里踏实着呢。如果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就算每月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会良心不安。
　　刘苏就是这样一个人：简单，执著，不背离自己的心。
　　妈妈走了，刘苏想到这些年在医院里看到很多没钱治病的老人，只能选择回家等死时，心里就酸酸的。她开始自费学习中医按摩，挨家挨户地给社区里的老人打针、针灸、拔罐。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热心肠刘苏，居委会改选干部，刘苏被选为主任。
　　一天早晨，上班路上，刘苏遇见一个老大娘在向路人哭诉，就停下来听。大娘是荣成人，陪老伴到省城看病，到邮局取家里寄来的住院费时不小心弄丢了，眼看要耽误老伴手术，大娘不敢回医院，在街上待了一夜。
　　刘苏二话没说，拉起老人就回了家。她翻出全家仅有的670块钱，又从邻居家借了三百多，凑齐1000元塞到老人手里：大娘，你快回医院，别让大爷着急。
　　5年后，当大娘辗转找到刘苏还钱的时候，刘苏半天没想起她是谁。老人说，当年多亏了刘苏，老伴及时进行了手术，病好了，现在身体好着呢。
　　从那以后，刘苏就随身带着一个“红包”，那1000元成了她的“救急基金”。遇到邻居有难事，就赶紧从里头抽几张送去。这些年，红包厚了薄，薄了厚，记不清帮了多少人。花出去的钱有两万多，相当于她到居委会以来的全部收入。
　　刘苏看电视上介绍资助女童的“春蕾活动”，那些穷苦家庭的孩子小小年纪就不能上学，刘苏又坐不住了。拉上老公来到济南商河的小村庄实地考察。
　　计划中资助的1个变成了4个。回来的时候，刘苏的口袋空了，但是心里满满当当，沉甸甸的全是责任。
　　半年后，丈夫蔡登水下岗了。为了这4个孩子，她决定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自己一家三口到外面找了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楼房租住，顶层，没有煤气，没有暖气，厕所是公用的，租金只要几十块钱。刘苏说，就它吧。就这样，靠着房租的差价，刘苏不再犯愁4个孩子的学费。
　　刘苏第一次献血，是在1977年。后来，她从报纸上看到，因为血源不足，每年都有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失去生命。她跑到血站眼看着自己的血把一个小袋子慢慢地装满，刘苏像放飞了一个希望。
　　献血献了好几年，刘苏愣是没告诉丈夫蔡登水。秘密被新闻记者揭穿。刘苏献血量全省第一，血站向社会通报。记者找到蔡登水，问他：“你对妻子成为献血女状元怎么看？”
　　“献血？状元？”蔡登水目瞪口呆。望着排成一堆的献血证书，他惊讶得十几分钟没吱声。
　　刘苏下班回家，蔡登水沉着脸不说话。刘苏拉起老公的手说：“我没有别的本事，献点血，就能救一条人命啊，对自己身体也没什么影响，你说，我该不该献啊？”
　　了解妻子的犟脾气，蔡登水叹了口气，说：“你还以为你十几岁啊，居委会工作这么忙，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你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刘苏轻松地说。
　　2001年，血站开始单采血小板。单采血小板是用血液成分单采机采集来自一个献血者的血小板，每份单采血小板约相当于8～10袋常规浓缩血小板的总量。
　　刘苏听说，单采血小板最大的优点是相对安全，受血者只需要接受一个献血者的血小板即可达到治疗量；这样能降低发生HLA同种免疫反应和输血传染病的风险几率。她决定，改献血小板。
　　血小板不易保存，要随时用随时抽，每月初，刘苏都要先到血液中心做血液化验。合格，就回家待命。一旦有人要用血小板，一个电话过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刘苏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血站。
　　许多年过去了，刘苏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针，两个胳膊弯内侧，留下两片硬币大小的疤。
　　有一次洗衣服时，刘苏从丈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血液化验单，检查报告“血脂高”。刘苏紧张地找他去问，蔡登水像个小学生一样不好意思地搓着手：“本来是想通过实际行动支持你，没想到检查却不合格，唉，我这人吧，人不坏，血坏。”
　　刘苏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看，一下子眼里全是泪。
　　这些年，刘苏最愧疚的人是老公和儿子。当年蔡啸高考的成绩，可以选择很好的一类大学，可他自己决定要上军校。他对刘苏说：“妈，上军校我就不用花家里的钱了，你和爸爸的日子也不会这么紧巴了。”
　　再坚强乐观的刘苏，也忍不住鼻子一阵发酸，赶紧转过身去抹了抹眼。
　　这些年，为了捐助那几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平时儿子想吃点儿好的，也舍不得买，只能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买点东西给儿子解解馋。
　　蔡啸18岁生日那天，刘苏陪着儿子去泉城广场献血，完成了儿子的成人礼。几年下来，红红的无偿献血证，也已经积累了厚厚的一沓。
　　眼下，55岁的刘苏到了献血的“退役”年龄，她的献血量被定格在86000毫升。
　　86000毫升，以每个成人血液总量4500至5000毫升计，比18个正常人的血液总量还多；如果再按每个病人输400毫升算，这些血就流进了二百多人的身体里。
　　当把这笔账算给刘苏听时，她乐了，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她说人这一辈子，吃什么都是一顿，躺下也不过三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太多钱有什么用？再说，有那么多事让我偷着乐，这些年，不也过得挺好吗？
　　刘苏微微地笑着，一脸阳光！
                                                         
  （本文摘自《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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