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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
时间:2010-01-20 18:53 作者:唐浩明
对于曾国藩，后人有很多评议。褒之者因他立德立功立言，而称他为一代完人、千古楷模；慕之者认为他以一农家子而封侯拜相，权倾天下而得善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人智者；贬之者则基于他镇压太平天国而骂他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我个人以为，若跳出政治事功的圈子，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位晚清人物，可能会更客观更准确一些。
在我看来，曾国藩应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出来的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严谨的规范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践者，甚至还可以更高一点地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这里，我从八个方面来展开这一论题。
一、系统的正规的长期教育，使曾氏的精神世界从一开始便皈依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善于治事治家的能干农人。在他的手里，曾家开始进入小康之境，他的三个儿子都能受到教育。长子曾麟书一辈子充当塾师，并拥有秀才功名。曾家是当地受人尊敬羡慕的耕读之家。因此，曾国藩的家虽然在偏僻的乡村，但却充满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曾国藩五岁发蒙，先后就读于其父授课的利见斋、锡麒斋及衡阳唐氏家塾、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他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到二十三岁时，经过八次考试才中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接下来经过三次会试，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中进士、点翰林。长达二十三年的寒窗苦读，多达十二次的科举考试，在修得功名正果的同时，也将曾氏的精神世界别无选择地牢牢皈依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经典文化。
现今保存下来的名曰《小池》五律，是曾氏十四岁时的作品。诗是这样写的：“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一个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学说熏陶下，积极进取，对人生抱有很大期望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流传于世的他的会试文章《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邱》，对齐桓公纠列诸侯会盟葵邱，重申尊王室而讨伐背离之举予以高度赞扬。虽是闱场试文，然而这种对大一统中央王权的维护，也确乎是《春秋》所教化的结果。
应该说，这种精神上的皈依，对于曾氏来说，是近于原始的本能的属于生命需要的信仰与追求
二、十年翰苑生涯，在博览群籍的同时，曾氏以圣贤为榜样，修身慎独，完成生命境界的第一次升华
从五岁到二十八岁这二十三年间，曾氏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猎取功名，以便获得一官半职。记诵儒家经典，揣摸如何代圣人立言，无疑是他这段时期读书的重心。值得曾氏庆幸的是，他因此进入京师翰林院，而且在这里整整呆了十个年头。翰林院乃蓄才养望之地，没有多少实事，读书写文章是其本职。读书一旦与“敲门砖”脱钩之后，它的功效便大不相同了。曾氏既可借此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等各类书籍，又可以细细咀嚼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曾氏在后者的表现，促成他早年精神境界的一次重大升华。
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曾国藩进京之后的第二年，三十一岁的他，加入当时京师一个以研究践行理学为主旨的松散团体。这个团体的人员多为官员，其中又以翰林院、詹事府等文化官员居多，其骨干人员有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陈源兖等，他们的首领为唐鉴。唐鉴是湖南人，那时已六十四岁了，官居太常寺卿。唐鉴号称理学大师，是京师士人的精神领袖。据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记载，当天曾氏拜访了唐鉴，向唐请教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检身之要，一个是读书之法。所谓检身之要，就是检点自身的紧要入手之处，也就是说修身，对自己道德品性方面的修持该从哪些重要之处入手。对此一问题，唐鉴告诉曾氏，要以《朱子全书》为宗师。对这部书，不应当只是浏览而已，而要身体力行。修身当从两个方面下手：一为内，一为外。内要“主一无适”，即奉行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外要“整齐严肃”，即言行端谨庄重。对于读书之法，唐鉴说治学只有三个门类，即义理、考核、文章。经济之学，即治理国家的学问则归于义理一门中。治这门学问，重在读史。唐又对曾说，要学习倭仁，用记日记的方式监督自己，其监督之关键在于不自欺。曾氏说，唐鉴这番话，对他有“昭然若发蒙”的作用。
从那以后，曾氏以朱熹的书为课本，按着朱子的教导，去掉身上的毛病缺点，让自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他录记下袁了凡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两句话正是他的字号“涤生”的注脚。曾氏着重在五个方面对自身予以修整。这五个方面为：诚、敬、谨、静、恒。诚即诚实、诚信、诚恳，不欺人，不自欺。敬即以敬畏之心态办事待人，他将书房命名为无慢室。无慢，乃敬畏之心的外化。谨即言语谨慎，不打诳语，不巧言，不说违心的话。静即内心宁静。曾氏牢记唐鉴的话：最是静字功夫重要。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他坚持每日里不论怎样忙碌劳累，总要让心安静一时半刻，最好能做到万虑俱息，心如古井。恒即有规律，做事持之有恒，生活上饮食有节，起居有度。
遵照唐鉴的提示，曾氏借助记日记来作修身监督，以慎独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每天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下来，对那些不符合规范的言行思想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翻开曾氏早年的日记，常可见到他痛骂自己“下流”“卑鄙”一类的字眼，颇有一股与自身毛病缺点血战一番的气势。他以圣贤为榜样，努力将自己也打造为当世的圣贤。他甚至写下“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话，意即若做不成圣贤，则是禽兽。如此，就将自己的后路给斩钉截铁地断了。
从日记来看当年曾氏的思想及行为，可知他的修身是真诚的，是脚踏实地的，是见之于行动的。这样的修身，对于人的心灵的净化、素质的提高是极有作用的。就在这段时期里，他为自己的人生作出两个决定：一是这一生决不以升官作为发财的手段。二是效法前贤，以澄清天下为志。同时，他的人生认识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从《易经》“盈虚消息”《易·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天道中悟出人当求阙而不要求全，“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最好的状态，从而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应当说，而立年间的这一段刻苦自励的修身慎独岁月，让曾氏补上了如何做人这一最重要的课程。他的人生境界，因此得到第一次升华，为日后的绝大事业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而在眼下，实实在在的修身慎独，也让他得到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曾氏在京师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的时期，除安逸、稳定之外，便是官运亨通。史载他“十年七迁”，即中进士十年内，他七次获得迁升。三十七岁那年，他一年连升四级，由从四品升为从二品，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为高级官员。迁升之速，在京师官场极为少见。他自己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
两年后，他正式做起礼部侍郎。从道光二十九年到咸丰二年，三年间，他除本职外，还先后兼任过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这就是后人说的“遍兼五部”。
仕途如此顺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严格修身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诚实谦抑、敬业慎言的官员，上司岂能不器重，同僚岂能不推服？他的口碑一定是好的，他晋升路上的人为障碍一定是少的。
三、当世道倾覆之际，曾氏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用铁腕整顿秩序、训练湘军，为乱世事业奠定根本。
咸丰二年七月，曾氏在南下赴江西任乡试主考的半途，接到母死讣告，他立即向朝廷报丧辞职，同时改道回家奔丧。就在这时，太平军冲出广西，取道湖南北上，正在围攻省垣长沙。湖南处于战火中，一切旧的秩序都被打乱。十月，太平军放弃围攻八十余天不下的长沙，继续北进，连克湘北数城。十一月中旬，太平军打下汉阳。面对着几乎不可遏制的太平军威，朝廷内外一片惊慌。为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秩序，咸丰帝决定采取嘉庆年间大办团练的办法，任命在原籍守制的曾国藩为第一个团练大臣。（在以后的两三个月里，朝廷又相继任命四十二个团练大臣）。曾氏一开始没有接受，已经草拟请求在家终制的辞谢折，待到十二月中旬，得知武昌被太平军占领，湖北巡抚常大淳一家自杀后，才不得不墨绖出山。此时曾氏的临危受命，既有服从朝廷命令的职责所在的一面，也有保卫桑梓父老的责任感的一面，更有承担澄清天下重任的使命感的一面。
作为一个从内心皈依传统经典文化的知识分子，曾氏具有高于平庸官吏的眼光。他看出眼前的这支太平军，与历史上所有的犯上作乱的叛军都不同，他们不仅要推翻政权，取朝廷而代之，而且有自己的信仰，要用上帝来取名教而代之。他说：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面对这一突变局势，曾氏一方面看出这支军队的组织性战斗性远不是过去的叛乱者所可比拟，另一方面他也想到，可以打出卫道的旗帜来号召读书人奋起保卫孔孟道统。在太平军高唱民族大义时，曾氏举起卫道的旗帜，作为政治家而言，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作为知识精英而言，则是他的必然取向。
正是出于对太平军的深刻认识，曾氏知道，嘉庆年间的那种团练，在今天已无济于事，而朝廷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又已丧失战斗力，故而必须“赤地新立”、“另起炉灶”。于是，借团练大臣的钦差身份，曾氏决定组建一支新的军队。现在回头看来，曾氏组建新军即后来影响甚大的湘军，有着清晰的三个阶段。
首先，曾氏提出在长沙城里成立千人大团。获得咸丰同意后，曾氏将从湘乡抽调上来的一千团丁，按戚继光的军制，分为三个营，设营官、哨官、什长等官职。这些人住营房，穿制服，领军饷，整天操练，实际上已是一支军队的雏型。曾氏利用这支大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拯时救世的抱负。为整顿已成混乱的秩序，让普通百姓有一个安生的环境，曾氏对趁战乱而起的各类破坏者予以严厉打击，尤其对会党分子严惩不贷。他授予他的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即凡查明属实的会党成员立即杖毙。此举震慑力大，收效也快，但它既违背司法程序侵夺地方行政官衙的职权，同时又招来滥杀无辜的恶果。“曾剃头”的得名即由此而来。但曾国藩不因此而改变。他在给咸丰的报告中说：“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承认他做了许多越俎代庖之事，也做了不少矫枉过正的事，但这都是为了改变几十年来“不痛不痒、不白不黑”的官场积习，希望世人能谅解他。
为了扭转绿营的疲沓之风，曾氏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插手军事，强行命令驻扎在长沙城内的绿营士兵与他的团勇一样地从早到晚操练。此举遭到绿营官兵强烈反对，他们既不愿吃苦，又羞于与乌合之众的团练为伍。长沙副将清德公开出面制止曾氏的不合时宜的做法，而曾氏的态度更为强硬。他搜集清德的种种贪图安逸、疲玩渎职的庸劣行为，并毫不留情地揭露清德在太平军攻长沙时居然自行摘去顶戴，躲进民房的贪生怕死的丑行，请朝廷革去清德之职。很快，清德被朝廷革职查办。表面看来，曾氏在这次与长沙军方的较量中胜出，但他因此而更深地得罪绿营，得罪绿营的大后台湖南提督鲍起豹。绿营与曾国藩的团勇的矛盾更深。团勇屡遭绿营歧视，连曾氏的亲弟曾国葆都在城里挨了绿营的砖头。绿营与团勇之间，经常为一点小事而械斗。终于又因一次械斗，绿营吹号集合所有人在曾氏衙门外示威，有几十个人甚至冲进大门，扬言要杀掉曾氏。此事虽得平息，但给曾氏极大的刺激。他既恼火绿营的猖獗，也为湖南巡抚骆秉章袒护绿营而备感委屈，于是决定离开长沙这个腐朽势力强大的省垣之地。在得到朝廷同意后，他带着他的一千团丁来到湘南重镇衡州府。
此时的太平军，正处如日中天之时。在前线作战的湖南团练的最初首领江忠源屡遭重挫，兵员损失严重，朝廷命令曾氏加紧训练团勇予以补充。这显然是天赐良机。曾氏抓住这个机会，抱着组建一支真正大军的宏愿，同时也怀有给长沙文武官员一点厉害看看的个人情绪，在衡州府里招兵买马，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短短的四个月里，他组建陆师十营共五千人，又富有远见地组建水师十营五千人，再加上八千后勤人员，到了咸丰三年底，一支拥有水陆两个兵种一万八千人，号称二万的湘军便宣告成立。曾氏完成了从团练协会主席到民兵团长再到三军统帅的转化。咸丰四年正月，过了年后，曾氏带着这支由书生为将、农夫为兵的崭新军队，在衡州府誓师北上，正式开始了与太平军逐鹿东南的军旅岁月。为壮军威，也为了宣传，出兵的时候，翰林起家的曾氏亲自撰写了一篇气势雄壮的檄文，声称：“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然而，事情并非他所想像的那样顺利。
三月初，曾氏率三营陆军和水师救岳州。初七日，水师在洞庭湖遇风，沉没二十多号，撞坏十多号。接下来，先锋王錱在羊楼司溃败，退回岳州。紧接着，曾氏幼弟国葆等人率领的三个营全部战败。四月初二，曾氏又自率战船四十号、陆勇八百人，赴长沙城外靖港与太平军交战，不到一顿饭工夫，又水陆全败，狼狈回到长沙。曾氏对胜利已感绝望，向朝廷写了遗折后投水自杀，被左右救出。幸而，三天后湘潭克复，曾氏这才在绝望中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这个时候，曾氏得到一个能人相助。此人即胡林翼。胡氏湖南益阳人，以翰林出身官居贵州贵东道。咸丰四年正月，胡带着六百黔勇，离黔经湘前往武昌援助湖广总督吴文镕。胡来到湘鄂交界处，得知吴文镕已战死黄州，遂不再前进。曾、胡本是极好的朋友，互为相知。曾氏于是上奏朝廷，极力推荐胡，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请朝廷留胡在湖南，同时又请湖南政府拨军饷给胡。胡林翼从此加入湘军系列。胡的加盟，对曾氏和湘军集团至关重要。
这年闰七月，湘军收复岳州，八月二十三日，又一举收复武昌、汉阳。湘军因此而声名鹊起。在汇报湘军武汉之胜的奏折中，曾氏着重强调湘军水师所起的作用。曾氏的意图是明显的，即湘军作为一支综合军事集团，在与拥有强大水师的太平军的作战中，具有其他任何军队所不可具备的优势，希望朝廷能将打南京的事情交给湘军。果然，曾氏如愿以偿。朝廷命曾氏统率以湘军为骨干的三路大军沿江东下，铺开与太平军交手的主战场。
到了这个时候，湘军已成为国内第一军事力量。曾氏通过三个步骤，已将湘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建立起来了。
四、在八方拂逆的困境中，曾氏以刚毅顽强之意志对付危局，终于迎来天时，走向成功。
乘收复武汉的巨大军威，湘军迎来一段短暂的军事顺利时期。从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湘军水陆两支人马连克兴国、大冶、蕲州、半壁山、田家镇等沿江重要城镇。不料，进入江西之后，局面变得艰难起来。从咸丰四年秋到咸丰七年春，两年半的时间内，曾氏陷在江西战场这个大泥坑里，一直没有出头之日。他到江西后瞄准的第一个目标是九江，但九江一直没打下。咸丰四年十二月中旬，太平军引诱湘军水师先头部队进入鄱阳湖，将水师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大大减弱了水师的战斗力。（水师被分割长达两年九个月，直到咸丰七年九月初，湘军攻克湖口县城，内外才合二为一。）十多天后的半夜，太平军又用火攻，焚烧曾氏左右的战船十多号，连曾氏本人坐的旗舰也被当作战利品拖去。曾氏愤然再次投水自杀，但又被救起。
此后，湘军在樟树镇、建昌府、抚州、景德镇等战役中连连失败。曾氏还在南昌、南康、吴城等地多次被太平军围困，有时一连围住几个月。曾氏派出的所有送信人均被太平军抓获。他对朝廷说：“道路阻梗，呼救无从。中宵急此，魂梦屡惊。”
这期间，曾氏又损失两员最为得力的助手。一为官居湖南提督的湘军陆军统领塔齐布，于咸丰五年七月死于九江城外军营，年仅三十九岁。一为湘军创始人之一、陆军另一统领罗泽南，咸丰六年三月战死于武昌城外，年仅五十岁。塔、罗之死，对曾氏的打击极大。
军事已经不利，而曾氏又与江西官场闹起冲突。因为筹粮筹饷和用人调军等事，曾氏与江西巡抚陈启迈矛盾重重。咸丰五年六月曾氏上奏参劾陈启迈。朝廷支持曾氏，将陈启迈连同按察使恽光宸一道革职。这次的情形与两年前在长沙与湖南官场对立一样，表面上看来是他占了上风，但实际上与地方官场结怨更深。曾氏与江西官场的裂缝一直修复不了，以后发生的沈葆桢与曾氏争银子的事，其根子就种在此时。
与官场不和，湘军的供给大受影响。粮饷不足，又直接挫伤士气，仗打得越来越不如法。直到咸丰六年，江西十四个府，仍有八个府在太平军手里。咸丰七年二月初，曾氏接到父死讣告。他随即丢下江西这个烂摊子，回家奔丧。咸丰八年六月，曾氏再次出山，情形依然不妙。这年八月，湘军一支劲旅在安徽三河镇，遭到太平军的伏击，全军近七千人几乎全部丧生。统领李续宾及曾氏六弟曾国华战死。经此打击，湘军的士气几乎跌入低谷。面对这种种内外交困的局势，曾氏虽有过牢骚，有过退缩，但他始终没有颓废，没有放弃。他一再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激励部下和亲属。他鼓励部属要挺住。他说自己有《挺经》十八条，支撑他硬挺下去。在湘军最为困难的时候，曾氏依靠这种倔强不服输的气概和坚毅忍耐的精神度过难关，终于迎来了天时。
咸丰十年闰三月，太平军一举踏破江南大营，然后以凌厉军威挥师南下。当时，朝廷在苏南的行政机关和军事部署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江南大营统领张国樑、和春都死在败逃途中，两江总督何桂清在常州弃城而逃，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苏南重镇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昆山、嘉定等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任命曾氏为署理两江总督，并赏加兵部尚书衔，火速带兵救援江苏、浙江。从咸丰二年底组建湘军以来，到此时已是九个年头，一直处于客寄虚悬状态的曾氏，终于有了地方实权。曾氏和湘军的军事困境也由此而基本结束。一年后，咸丰去世，慈禧掌权。慈禧调整咸丰对曾氏又用又疑、以湘制湘的政策，先是赏曾氏为太子少保衔，接着又命他节制江、皖、赣、浙四省，凡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氏调遣，不久又擢升为协办大学士。慈禧把整个东南战场都交给曾氏一人了。曾氏凭借这个权力，保举他的战友、幕僚沈葆桢、李续宜、左宗棠、李鸿章分别任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四省巡抚，把东南四省的军政财文全部权力包揽把持于一身，迎来了江南战局的曾国藩时代的到来。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军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五、在夺取天下第一功之后，曾氏面临的是外表风光无限而内里杀机四伏的微妙局势。他以功成身退为主旨，从容淡定地度过这段特殊时期。
打下南京，这无疑是当时的第一等大事，十多年来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孰胜孰败，至此已成定局。六月十六日半夜，当湘军从太平门缺口冲进南京城内，在内城并未拿下、要犯无一抓住之时，南京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吉字营统领曾国荃便急不可待地向朝廷报捷。一个星期后，南京战火初熄时，曾国藩便会同官文等人，再次以六百里加紧红旗捷报向朝廷正式报喜。朝廷盼望捷报的心情，一点也不亚于曾氏兄弟，故而在接到的当天，便予以回报，在高度肯定的同时，也大赏有功。封曾氏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一等伯，赏双眼花翎。另有近百名吉字营将领获得朝廷封赏。同时发下银牌四百面，由曾氏兄弟分别赏给各立功将士。
同一天，又给主战场之外的其他有功将领颁赏。曽国藩的主要助手、干将僧格林沁、李鸿章，还有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等重要将领都获重赏。此后，浙江的太平军被平定后又重赏了左宗棠。据曾氏说，这次封赏规格之高，范围之广，超过了康熙年间的平三藩和乾隆年间的平准格尔回部。尤其是曾氏兄弟非皇亲国戚而同日以书生封侯封伯，史无前例。但这种无限风光，只是表面现象，背地却有着另一股与此极不协调的气氛，压在湘军集团尤其是立下第一功的吉字营将士们的心头。
首先是朝廷严厉指责曾国荃未能守住缺口，以至于让幼天王等人逃走，留下隐患，而左宗棠在打下杭州以后，十余万太平军突围出城，朝廷却并未指责。接下来又借御史贾铎请查明金陵城内金银一折，要曾氏随时申儆其弟等人“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跟着又借户部名义，命曾氏造湘军成立以来历年军需报销单，随后又将曾氏后续的对立功将士的保举单一连七次予以打下。
朝廷这一连串的动作，令曾国荃心中极感压抑，打下南京后的他一直郁郁寡欢，以至于肝病发作。至于曾国荃的部下们，则更是一片恼怒，纷纷指责朝廷赏罚不公，过河拆桥，多种史册上都有关于劝曾国藩反叛朝廷自为皇帝的记载。但曾氏从来没有动过心，他自书“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联语，以此表明忠于朝廷的心迹。
不但不做皇袍加身之想，他还以“功成身退”来作为盖世之功后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导宗旨。他的“退”字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推功让功，将功劳归于朝廷。他的报捷折里有一段广为传诵的著名文字：“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将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令人注意的事，从那以后，曾氏终其一生，从未有过任何文字和语言，提及过他的这个“天下第一功”。甚至在其家人面前，他也只将这个功劳记在曾国荃一个人的身上，说曾国荃是替自己赚了个爵位，还替阿兄赚了一个爵位，是曾家的大功臣。
2.劝曾国荃解甲归田。离别南京时，曾氏送弟联语：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3.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将湘军吉字营裁去百分之九十四。同时也陆续大批裁撤其他各营的湘军将士。自剪羽翼，向朝廷彻底表明自己的绝无二心。
4.在当年十一月就恢复中断十余年的江南乡试，以此赢得江南士子之心。
5.迅速撤销为湘军筹饷的东征局、厘金局等各种临时税务局，借以赢得民心。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朝廷对湘军的猜疑和戒备，使得曾氏及其家族和整个湘军集团平安度过那段微妙的时期，避免历史上常见的兔死狗烹悲剧的重演。
六、具与时俱进之眼光，抱徐图自强之宏愿，曾氏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担负起时代赋与他的承先启后重任。
作为军队的首领，曾国藩等人是那个时代对时局感受最为敏感的人物，这就是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一大变局”这句话，最为准确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曾国藩深知，中国在包括军火在内的器物制造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外国，中国必须在这方面迎头赶上。把洋人的那一套学到手，才有可能使中国徐图自强。基于这样的认识，咸丰十年十一月，曾氏在回答朝廷关于俄国帮助一事的咨询上，明确地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得到朝廷的明确答复后，第二年十二月，曾氏在安庆建立一家名曰安庆内军械所的工厂。这是一座以西方生产方式制造武器弹药的兵工厂。它的诞生，标志着新型工业在中国的出现。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由此揭开序幕。同治二年，曾国藩又会见美籍华人容闳，交给容闳六万八千两银子，委托他在美国代买机器，后来以这批机器为主，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十年七月，曾氏又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朝廷选拔聪颖幼童去西方各国学习科学技术，“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第二年二月，曾氏去世。再过一年，此项建议变为国策。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元年，每年派出三十名，共计一百二十名幼童远赴美国学习科技。这件事情被认为是“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业”，对近代中国走出封闭走向世界所起的作用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洋务运动由曾氏来揭开序幕，固然是时代的造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兼收并蓄、经世致用等优秀品质，无疑是曾氏之所以具有此种识见的学养基础。我们从黎庶昌所撰的《曾国藩年谱》中可以看出，曾氏在京师时，便“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又手抄国史馆所藏的河渠水利史料，又抄辑对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国计民生的实务有真知灼见的奏议。同时，曾氏还潜心研究地理学，对山川险要、河漕运输等尤为关注。正是这种求学务为经世的素养，导致他从接纳洋务走向自办洋务之路。
七、时人称曾氏在学理操持上有过“一生三变”的经历。剖析“一生三变”，其实质为：儒家为体，法、道为用。
曾氏有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他在曾氏去世后不久，说过这样一段话：“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为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欧阳兆熊“一生三变”这段话，是对曾氏的一个重要评议，常被后人提及，广受研究者的注目。
所谓的“一生三变”，是指曾氏一生在学理操持上曾有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指曾氏早期做京官时，由辞赋之学变为程朱之学，即由文人转变为儒家信徒。第二次，指曾氏在籍办团练，由程朱之学变为申韩之学，即由文职京官转变为法家军事统帅。第三次，指曾氏咸丰七年守父丧时，梳理几年来的经历，明白了许多道理，由申韩之学再次转变为道家信奉者。
这个“一生三变”，指出曾氏一生中有几个大的变化，以及在某一段时期里在表现形式上或宗儒，或宗法，或宗道。这个说法，应该说是较为准确的。中国传统学问涵盖诸子百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儒家、法家和道家三个流派。儒家以仁养心，以礼治国，以中庸为原则，的确有其正大恒远的一面。它之所以能成为主流学说是有其道理的。它最宜于个人和团队的基础性、整体性的打造。法家以利为趋使，以法治国，以严酷为手段。它的优势在个别和短期上，最宜于快速成事。道家以自在为目的，以无为治国，以顺应自然为方式。它的优势在一个“无”字上，最宜于养心。
曾氏的“一生三变”，既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三十一岁的年轻翰林，怀抱着经邦济世的宏大愿望，在为自己一生做规划的时候，自然而然会选择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完整而严谨的学说体系。这个时候，担当天下所需要的各种储备，显然比单纯的文章诗词更为重要。在那样一个混乱无序、弱肉强食的世道，要办成扭转乾坤的大事，没有强悍铁腕的手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任何一个虔诚的儒家信徒，只要是不空谈性理而走出书斋办实事，都一定会借鉴与采纳法家的做法。但是，法家那一套过头了，又很容易造成拔苗助长、欲速不达、刻薄寡恩、众叛亲离等后果，若一旦在挫折中深刻反省后，则又易于接受道家顺其自然、以柔克刚的理论。曾氏青年立用世之志、中年不惧恶名办团练与晚年游心于老庄，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之所以广受后人的关注，正是因为具有普遍性的启迪价值。但我们细细剖析曾国藩一生的学理操持，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学说才是他立身的根本，法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不过是为其所用而已。临终的前一年，他为两个儿子写下了一段近于遗嘱的文字。这段文字，既是对儿子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苦苦追求的精神价值之所在。他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希望：一曰慎独，二曰主敬，三曰求仁，四曰习劳，其理论依据完全来自儒家典籍。
八、传统文化对曾氏的局限。
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两千多年来，塑造了中国的精英人群和民族的主体品格。毫无疑问，它是优秀的杰出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但这种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曾国藩身上的弱点，所折射的正是这种传统经典文化的局限。
曾氏这个人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他活得太累。太累，表现在他的目标太高远、责任太沉重、持身太刻板。他以圣贤为目标，所定的目标太高远。他以陶铸世风为责任，所担的责任太沉重。他以楷模来自我要求，他的持身必然刻板。而所有这样，都源于他不走样地践行经典的结果。这也正是传统经典文化的局限：陈义太高。
曾氏给我又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束缚太多。他严格地遵循三纲五常的礼教，又非常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从而给他的束缚太多。他的内心多压抑，多痛苦。他明知他的大女婿极其荒唐不成器，但硬是逼着大女儿离开娘家回到婆家去，服侍公婆丈夫。结果一个好端端的侯门长女，就这样苦闷忧郁而死，年仅二十九岁。他自己也为女儿的命运而深感痛苦。处理天津教案，其大计方针原本并无大误，但遭到社会指责后，他也便“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终于因此身心交瘁，一年多后便去世了。这也正是传统经典文化的局限：约束过分。
曾氏令我感到遗憾之处，是器局欠恢廓。晚年的曾氏身处高位，且享盛誉，本可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大的作为，比如他亲手开创的洋务运动，就有许多事可做。但遗憾的是，晚年的曾氏精神萎顿。他在被朝廷授予大学士的时候，给其弟的信中居然这样写道：“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这时的曾氏，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保住一生的令名，几乎再无开拓进取的想法。这固然与他晚年多病有关，但传统经典文化的保守实质，对他的影响更为重要。
还有一点，曾氏很看重含浑。他提倡的八德中，其中一德便是“浑”。他对别人说，一个人应当“是非了然于心，而一毫不露”。这里说的就是含浑。他还说谦卑含容是贵相，含容也就是含浑的意思。在曾氏看来的这种美德，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则更容易被视为“世故”、“圆滑”、“城府”，有失光明磊落。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文化的一个缺陷：太过于注重含蓄、内敛。
过细地解剖曾国藩，还可以发现他身上存有不少弱点、缺陷，而透过这些，又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自身的负面影子。
纵观三千年中国文明史，可知曾国藩乃传统文化最引以为荣的人物之一，尤其是儒家所期盼的“修、齐、治、平”，在曾氏身上得到几近完美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曾氏，看到传统文化是如何陶铸人的精神世界，规范人的外在作为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曾氏这个人，来形象地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只有鲜活的人才具有永恒的魅力。我想，这便是十多年来，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久热不衰的真正原因。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据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读书活动”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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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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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9 07: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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