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雄毛泽东：写在伟人逝世45周年之际

莺歌

一代文雄毛泽东：写在伟人逝世45周年之际

原创2021-09-09 00:44·文艺小爬虫

       毛泽东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一身的伟人，诸多身份中，政治家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文章，首先是政治家之文。政治家之文，首先必是臧否国事，指点江山，关心的是天下苍生，社稷宏图，他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学作品《祭黄帝陵文》、哲学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围绕政治而展开的，绝非仅是勇夫之文、文人之文、学者之文，更不是为文而文。

文以载道，毛泽东之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毛泽东二十岁的这一年，即1913年，毛泽东考进了著名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五年，接受了他一生中唯一的系统的学校教育，在第一师范，毛泽东最喜爱的是历史，文学和哲学，他通读了《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红楼梦》等中国经典著作，有的章节甚至能熟练的背诵。

在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里，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清和近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多有涉猎，所读文章的典故，词义还有警句等等更是分条列出，杂以议论。

除受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影响喜欢韩愈之文外，毛泽东也非常激赏他的湖南乡贤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在《讲堂录》里毛泽东记载了曾国藩“诗文以声调为本”之论，他熟读了曾国藩编撰的《经史百家杂钞》，体会良多，认为曾氏重“道统”也重“文法”，二者兼之，难能可贵。

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生涯为毛泽东一生的文字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鲲鹏击浪自兹始。

文以咏志，毛泽东之文具有饱满的家国情怀

毛泽东为国人留下的最早的文字是他青少年时代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求学时创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开笔便三度磋叹：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磬其说……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必当捧腹而笑，峤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此文得到毛泽东当时的国文教员的高度赞赏：“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弱冠之年的毛泽东已经展现出了改造国民性，塑造新人之热切愿望，其关怀国事之心殷殷可表，政治家之材质已见端倪矣。

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辗转来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大学，经李大钊介绍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当时的北京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新文化运动正处于即将爆发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利用北大图书管理员这一职务便利条件，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接触到了大量的民族文化精英人士，如饥似渴的阅读了大量用白话文创作的书籍报刊，而他的文风同时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请看他在1919年7月为《湘江评论》撰写的发刊词：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

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学生时代《商鞅徙木立信论》的古文笔法了，他欲以贩夫走卒都能听得懂，看得懂的白话文，抒发自己荡涤旧世界，打造新世界的壮烈革命情怀。

再来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美文: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经过大革命洗礼和井冈山根据地艰苦斗争的磨炼，当很多人对革命前途充满悲观之情的时候，毛泽东却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以乐观的革命精神，开始了对新中国的展望和期盼。

文以明道，毛泽东之文具有独特的革命视野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斗争需求下，毛泽东总能精准地洞悉表象背后的本质和事物的发展规律，用自己独特的革命视野，写出惊天动地的政治指导文章，打消干部队伍顾虑，提振革命信心，找准革命出路。

为了了解农村革命的真实现状，反击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污蔑诋毁，毛泽东躬身入局，亲自到农村考察，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这样贴近民众的语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情怀和群众情怀，不要以为革命是知识分子或者工人阶级的专利，广大贫苦农民也需要革命的洗礼，也能干好革命。

为了找准革命同盟，团结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开门见山地提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他在文中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现状、特征等进行准确分析，同时振聋发聩地强调: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样的文章不仅党员干部、指战员能够看懂，就连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士兵，群众也能听得懂。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由“平津”，而“华北”，而“中华民族”，由“全中国同胞”，而“政府”，而“军队”，将战争的紧迫感，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将团结一致，全力扛敌的恳切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所必须承担的崇高责任: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那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了。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积极的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文章已经超出了“文以载道”的范围，到达了“文以明道”的境界，对党内同志，对革命战士，对人民群众的启发意义非常深远，可谓旷古绝今。

文以破敌，毛泽东之文具有灵活的战争艺术

    在早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白色恐怖重重围困的不利态势，面对军事人才紧缺，革命斗争手段僵化的现实困难，1929年4月5日，以毛泽东、朱德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将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正式概括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因为当时革命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为了让大家听得懂，甚至有时直白地总结为: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中国的革命的主体无疑是工人和农民，知识阶级出身的毛泽东，在逐渐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领袖的过程中，却正是使用工农们熟悉和喜爱的，也能够毫不费力的接受的语言，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而风格越强烈，越鲜明，越能体现出作者的文章功力和特色。

     抗日战争中，为了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这一千古阳谋。洋洋洒洒5万余言，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做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结论。

这篇文章不仅国民党高层叹服，连日本军人读了也拜服，据说有日本军官在读了此文后，深感战胜中国无望，遂剖腹自杀。

解放战争期间，面对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内政的干涉，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代表即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同时强调: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立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辽沈战役快接近尾声时，为揭示国民党必将败亡的历史现实，彻底击垮敌人斗志，毛泽东为新华社撰新闻稿《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从十五日到二十五日这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的“总退却”，自己却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可耻事业的灭亡。”

渡江战役发起之际，毛泽东又亲自撰写新闻稿《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此文也入选中学课本：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催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

在人类历史上，在在军事史上，像毛泽东这样，以党和军队领袖的身份亲自撰写新闻稿的人物寥寥无几。可是除了毛泽东，又有哪个记者能写出这样摧枯拉朽，丧敌魂魄的战斗檄文呢？

文以爱民，毛泽东之文具有浓郁的人民情结

毛泽东生于寒素，起自民间。他的文章天生就具有浓郁的人民情结，群众情结。他不仅以高超的军事韬略赢得了同志们和群众们的拥戴，还以独具特色的文采赢得了人民群众，甚至是敌人的心。

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他强调：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他还强调：“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后来，毛泽东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表他所指的“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群众情结”。

毛泽东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他，中国人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他，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一个蝉蜕于蛹，玉现于石的艰难过程,其间又经历了多少波谲云诡，风风雨雨。他的文字，酣畅淋漓的展现了他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的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进而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英明导师的光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