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佛教文化

莺歌

毛泽东与佛教文化

佛教不是迷信，是文化

　　文／ 王学信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终其一生，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不解情缘，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他不仅从小就有接触、认知，其后更披阅佛经，精研义理，对佛学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且时出惊人之语，令世人自叹弗如。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延安窑洞，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与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娓娓而谈。忆及少年往事，他回忆说：“我母亲信佛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的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
　　母亲信佛对毛泽东产生重大影响
　　少年毛泽东对佛的信仰质朴而真诚，并将之作为一件重要而神圣的事情来看待，显然，母亲的信仰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佛教女性信众，虽然不识字，不能谈经论道，但她一心向善，虔诚信佛，持诵阿弥陀佛暨观世音菩萨名号，未尝一日稍辍。白居易有诗云：“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使忙似箭，还是阿弥陀。”这正是千百年来，广大净土法门信众的日常修持。
　　文七妹的虔诚信仰，连同佛教文化中的诸多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深深积淀在她的内心和生活中，成了她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她慈悲大度，心地善良，博施广济，严已宽人，乡里四邻，无不夸赞。由于先前夭折过两个孩子，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后，为了让他顺利长大成人，她四处求神拜佛，恳请佛、菩萨慈悲加持，保佑毛泽东，甚至虔诚发愿，吃起“观音斋”。母亲的影响是巨大的，童年、少年时的毛泽东耳濡目染，也成了一名虔诚的小信众。母亲生病时，他也到处求神拜佛，祈求佛祖保佑，而每逢年节，向观世音菩萨顶礼膜拜更是他不可或缺的“功课”。
　　1919年10月，母亲突然病逝，时年25岁的毛泽东正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惊闻噩耗，五内俱焚的毛泽东星夜赶回湘潭老家韶山冲。他守在母亲灵前，一灯如豆，慈母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毛泽东悲痛之余，挥毫写下一篇哀恸感人的《祭母文》，对母亲的慈悲情怀寄予了深深的思念：“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小大亲疏，均侍报赉。”
　　不久，毛泽东写信给好友邹蕴真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母亲就属于这第三种人。毛泽东所推崇的以其母亲为代表的“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恰恰体现了大乘佛教所倡导的“慈悲喜捨”、“舍己度人”的人格魅力与思想境界，这与毛泽东日后大力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又何其相似！
　　清末民初的思潮，使毛泽东受到佛学熏陶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文化思潮的走向呈现出积极探讨和研究西学与佛学的鲜明特色。当时的一流学者及学术领军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等，重新肯定了佛学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价值及其救世拯民的现实意义。潮流所至，诚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学佛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吾师友多治佛学”。
　　在此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深受文化思想界精英人物梁启超、谭嗣同影响的青年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佛学思想的熏陶。据有关资料披露，当时毛泽东阅读过一些重要的佛学典籍，并进行了研究，对佛学之缘起性空及慈悲、平等等教义颇为认同。
　　1917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在文中，他认为：“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耶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呵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同时，他指出：“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敬。”在毛泽东的笔下，释迦牟尼、耶稣、老子、陆贽、朱熹，都是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思想大家，对他们自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崇敬。
　　同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亦师亦友之黎锦熙先生信中说：“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若以慈悲之心，由此小人者，吾同服也，吾宇宙之一体也。”此处文字所透出的，正是大乘佛教所倡导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救世理念。1920年6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言语、文字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信中清晰地表达了他对佛学的兴趣和研究意愿。
　　在不断探求新的人生意义期间，毛泽东和他的同窗好友作为“游学先生”，常于假期周游社会，佛家寺院便常常成为他们栖止和探讨人生价值的场所。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好友肖子升游历了宁乡县的香山寺、白云寺和密印寺。他们饶有兴致地翻阅了寺院所藏的各种佛经，还与寺中的方丈一起认真讨论佛学经义。肖子升后来回忆说，在回归的路途中，两人意犹未尽，又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佛教与人生的哲学问题。张昆弟在日记中也曾记载，1917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诸好友夜宿昭山寺，彻夜未眠，畅谈人生及谭嗣同的《仁学》。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佛经我读过一些。”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毛泽东很快便投身于紧张、繁忙的革命斗争实践，显然无暇顾及对佛学的进一步研究，但他仍关心着佛学与佛教的方方面面。
　　在延安时，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随身卫士李银桥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们去看看寺庙好吗？”李银桥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正是在这次不经意的谈话中，毛泽东最早将佛教及其寺院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命题的提出，竟给其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勃然而兴的佛教文化热，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佛学及其研究工作，这一时期也就成了他研读佛经最多的时期。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回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时说：“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
　　1959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谈话时，告诉他说：“佛经我读过一些。”是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到外地视察，随身带去的佛经就包括《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和《大涅槃经》。我们知道，对上述这些重要的佛学经典著述，毛泽东不仅多次披阅，而且常常放在手头，随时翻检，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毛泽东对释迦牟尼和六祖慧能的赞扬是由衷的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对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教义就有着非常正面的评价。他指出：“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抑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对禅宗六祖慧能，毛泽东更是情有独钟，他多次在党内不同场合高度推崇这位承前启后的禅宗大师。在一次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上，毛泽东问在座的常委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广州在唐代时出了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六祖慧能。他是一个大老粗，没文化，他的《六祖坛经》是非常深刻的，你们应该向六祖学习。”在其后1958年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慧能时说：“他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应该说，毛泽东对慧能的评价深刻而富于见地，不深研佛理者则不能道也。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与十世班禅大师有一次非常生动和精彩的谈话。谈及释迦牟尼和六祖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儿，做了群众领袖。我不大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佛经《法宝坊经》(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释迦牟尼与六祖慧能大师可亲可敬，他对他们的赞扬是由衷的。
　　毛泽东对班禅大师表示：“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佛学研究及其学术传承，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工作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同佛教界名流、哲学工作者及党的相关干部的一系列谈话，以及关于宗教工作的批示中，对此均表示了高度的关注。
　　1961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与十世班禅大师谈话时，强调指出：“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他表示：“《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
　　同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与班禅的又一次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世界上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宗教。我赞成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和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的工作，我们却不懂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一次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深刻指出：“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哲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事实也恰是如此，胡适之先生当年撰写《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便中途搁笔，原因就是不懂佛学。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批示中，对当时宗教的研究现状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属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这种状态的存在，其原因是复杂的，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使宗教成为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之裹足不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毛泽东本人对宗教研究工作的关心与期待也是不争的事实。
　　遗憾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里，在“左”的思潮日益汹涌的社会氛围中，毛泽东关于佛学、佛教及其它宗教的诸多正面论述及指示精神，往往被有关方面误以为是统战的权宜之谈，不能全面、深刻、正确的加以理解和贯彻落实，致使佛教未能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佛门人物屡受冲击，寺庙、典籍、文物均遭受重大破坏。
　　毛泽东与卫士李银河的著名对话，开启了佛教文化热的历史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宗教政策得以逐步落实。伴随全社会对文革的反思，思想解放和文化复兴运动勃然而兴，学术界开始理性和客观地看待宗教。
　　在此种机缘之下，著名社会活动家、佛教界领军人物赵朴初居士，认真思考当年毛泽东与卫士李银桥的对话，“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1987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值此契机，赵朴老正式向社会提出“佛教是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其后，赵朴老在多种重要场合，全面阐释了他关于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深刻思考，强调佛教文化在中国各种文化构成中所占有的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赵朴老的重要论述迅速赢得社会各界共识。
　　显然，就佛教而言，“佛教文化说”在中国颇具说服力，最易消除政教学三界存在的心结，是政教学三界可以达成共识的交汇点和平台，也是佛教突破以往种种禁锢的极大方便。尽管这一观念本身并非全新的发明，但它突破了过去仅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考量宗教的旧有模式，扩大了佛教研究的视野，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有力地推动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佛教及其文化事业的发展。佛教文化正成为盛世中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毛泽东倘九泉下有知，亦当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