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企业文化为什么要融入儒商思想

愚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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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企业文化为什么要融入儒商思想

来源：现代企业研究

一、西方式企业文化的现实困境
我们相当多的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和培育时，强调对西方企业文化的学习和引进，但往往只能是仿其“形”却不能传其“神”，造成诸多企业现实困境的重要根源，其中比较普遍和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和制度约束，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奉献精神。不少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忽视人的情感需求，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于是责任分解、制度上墙、重奖重罚、将物质收益与工作成效挂钩等等，诸于此类的改革措施被视为金科玉律相继出台，再加各种传媒推波助澜使其影响不断扩大。结果企业的制度成本和资金成本不断增加，产品成本中工资比例不断增大，职工收入明显增多，同时也形成了以“钱”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倾向。当一切行动皆为“钱图”时，奉献精神就荡然无存。
其二，劳动关系契约化使职工主人翁地位动摇，忠诚品质消减，责任感丧失。我国企业借鉴的西方企业管理中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与****公有制下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与“爱厂(企业)如家”的传统观念严重冲突。劳动关系契约化使职工原有的主人翁地位动摇，忠诚品质消减，责任感丧失，归属感淡化，焦虑和不安全感时刻困扰着他们，企业的凝集力大大减弱。此时，如果其他企业有相当的物质诱惑就可能使能者“择木而栖”。市场化条件下企业为招揽人才，提供的经济待遇经常是 “这山更比那山高”，这是跳槽现象有增无减的根本原因，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因此陷入恶性循环。
其三，追捧“胡萝卜加大棒”理论，物化职工的使用和管理，严重损害了职工的身体健康。不少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简单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强制劳动方法，以超过职工身体机能的强度“透支”使用劳动力，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这种方法是西方30年代盛行的泰勒科学管理和理论，而今在国外也因其非人道性早就被唾弃。这种无视职工的健康甚至生命，把职工当作机器使用的物化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也使企业管理水平退回到产业革命初期。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实证分析
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不管我们承不承认、自不自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却牢牢地扎根我们的思想中，与我们的灵与肉结为一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如果能够进行创造性运用，儒家思想将会成为培育现代企业文化的沃土。
儒家思想，在行为方式上，主张推己及人、由亲及疏、齐家治国，顺乎伦理贴近人情;在生活态度上，主张顺天因时，积极入世;在处事准则上，强调和谐，追求中庸，“过犹不及”。这些特质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家不断地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成功创办企业的同时，也培育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企业家荣德生先生就在企业中提倡和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将儒家的一些思想观点成功地转化为企业的信念。荣德生先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认为要提高生产效率，除增添新设备，改进生产技术外，还要从人事出发，改善管理。在经营工厂时“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有效。”这种“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管理思想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的忠诚品质、协调了劳动关系、造就了团结的生产群体，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其效果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刺激、契约化管理所能比拟的。制药企业同仁堂在经营中始终遵循儒家 “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本着“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精神，教育员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在产品质量和服务上精益求精，对病患者“童叟无欺，一视同仁”，以至历经300年而不衰，成为誉满全球的老字号。被称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一生参与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先生，就以儒家经典《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业生涯时说：“我的经营中虽包含辛苦和惨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成功。”
实践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过程中的智慧价值是实实在在的，只要善于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运用，就能够创造出适合中国民族特点、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文化。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智慧性启发
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对儒家思想的智慧充分了解、掌握和消化之后，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用于指导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
(一)借鉴儒家“义然后取”的义利观，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
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追求正当利益，鄙视不当之利。“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第二，主张以正当的方式追求正当利益，反对不择手段。“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放于利而行，多怨”;第三，义利不可兼得时，舍利求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义利观启发我们，虽然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职，但是应该“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绝不能惟利是图。在经营中，企业应该全面考虑自己作为产品生产者与原料供应者、产品销售者和消费者等有关各方的利益分配，使他们能够根据各自投入的大小取得合理的回报，才能不断赢得合作伙伴和广大顾客，占领并拓展产品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在分配时，企业应该全面考虑国家、资本所有者、职工、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依法纳税，缴足国家;按照约定计利，回报资本所有者;按劳计酬，足额支付职工，剩下的才是企业的利润。如此才会为企业营造一个稳定、宽松、和谐的内外环境，保证企业地可持续发展。相反，如果企业见利忘义，或假冒伪劣或坑蒙拐骗或偷漏欠税，败露之后不仅要赔偿损失，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使企业失去信誉甚至走向破产，所求之利也只能成为泡影，此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
(二)借鉴儒家“仁者爱人”思想，正确处理企业与职工的关系
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认为关爱与苛酷效果截然不同，“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仁者爱人”就企业而言，就要考虑职工作为人的多层次的需要尤其的情感的需要，不要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和契约化劳动关系，“透支”使用劳动力，而要充分尊重职工的基本权利，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甚至实行劳动关系“终身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劳动契约化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佳的选择)，鼓励职工参与民主管理。那么，职工就会爱厂(企业)如家，回报企业以忠诚，承担起家庭成员的义务与责任。果真如此，企业就会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不仅大大节约管理成本，还会产生倍加的劳动效率。

(三)借鉴儒家举贤才思想，形成科学的用人机制
儒家一向主张“为政在人”、“举贤才”。儒家的人才观有以下几层意思：其一、强调人才的重要作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其二，运用正确的方法识别和选拔人才。“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而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选拔人才时不计仇嫌亲疏只考虑其才能高下、称职与否，“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其三，善待人才，不求全才。“赦小过”，“既往不咎”，“无求备于一人”。儒家这类用人思想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显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企业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如果企业不能建立一套科学的用人机制，不能很好地发现、识别、选拔、培养、使用人才，就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更谈不上发展壮大。
(四)借鉴儒家“日新”思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儒家强调居安思危和不断进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矣国家可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停滞就意味着死亡，能否“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实现“日日新”关乎企业的成败。那么，如何才能“日日新，又日新”，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呢?第一，要进行教育。 “有教无类”。成功的现代企业普遍重视对职工的教育培训;第二，要努力学习，善于学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即要有紧迫感，惟恐落后而加强学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加快，只有学习型企业才不会被市场淘汰;第三，要不断接受先进的思想，改革落后的制度。“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济，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企业要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可拘泥于形式、拘束于规则，而应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制宜。
(五)借鉴儒家身正令行思想，将企业的文化观念转化为职工的内在素质
企业文化只有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动才能够为企业发展服务。这方面儒家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严格自律，身正令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企业内部，科学的观念不能推广、良好的制度不能贯彻大多是因为领导者、管理者不能率先垂范，如果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广大职工自然效法;第二，注重教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效果而言暴力强制永远比不上道德自觉，所以，企业经营者应该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和宣传，把企业文化理念转化为职工的行动自觉，这时，企业文化就取得了最好的效果、达到了最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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